戰(zhàn)國策三十三卷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雅雨堂精寫刻顧廣圻批校本
1函 4冊
在古籍收藏界，向有“顧批黃跋”一說，但凡古書，只要一經(jīng)顧廣圻、黃丕烈其中一人之手，便如寒士入龍門，身家獨步。這部即將于西泠秋拍“首屆古籍善本專場”中驚艷亮相的《戰(zhàn)國策》，可謂一身兼具二美，不僅關(guān)涉顧、黃二人，還將錢謙益、顧之逵、鮑廷博、盧見曾等明清鴻儒囊括其間，量級之重，當令藏界為之一震。
此部《戰(zhàn)國策》共33卷，1函4冊，清乾隆盧見曾雅雨堂精刻本，卷前鈐“思適齋”和“顧澗薲手校”印，卷末有顧廣圻手書“嘉慶八年黃蕘圃重刻此書為之校讎……”“嘉慶二年四月，顧廣圻校”等字樣。當年顧廣圻在黃丕烈的延請下，以此為底本，參照影宋本和元代吳師道刻本，前后六年，分三次校勘，通篇朱墨批校，用工之勤，令人驚嘆。作為黃丕烈《士禮居叢書》的校勘底本，此書的發(fā)現(xiàn)在校勘學史上意義極為重大。
清嘉道年間，樸學大師黃丕烈，平生惟喜聚書，雅好宋本，時論以“佞宋” 譏之，黃不僅欣然接受，并自為標榜。黃丕烈與元和人顧之逵為至交，之逵字抱沖，也以藏書著稱，他有一位堂弟，就學問與孫星衍等人并稱、尤其以校勘著名的顧廣圻。
顧之逵將顧廣圻介紹到黃丕烈處，幫助黃校勘書籍。黃丕烈曾見顧之逵有影宋抄本《戰(zhàn)國策》，因自己只有元吳師道刻本，而頗為遺憾。黃丕烈精于版本流傳，知《戰(zhàn)國策》宋代傳本僅有兩部：梁溪安氏本、梁溪高氏本。著名藏書家、版本目錄學家錢曾也收藏一部，錢曾作《讀書敏求記》內(nèi)有記載，云購自其高祖明末清初大家錢謙益的絳云樓。但具體是哪一部，黃丕烈就無可考了。而到黃丕烈時代，海內(nèi)外《戰(zhàn)國策》存世還是兩部，一在桐鄉(xiāng)金云莊家，一在歙汪秀峰家。黃丕烈慨嘆，不知何時能夠得見。
一日，大藏書家鮑廷博來蘇，并引薦金本介、袁綬堦，當然是隨帶宋版《戰(zhàn)國策》。雙方約定在學者鈕非石家。看過這部書楮墨精好，黃丕烈當即敲定以白銀80兩買下。黃丕烈初步判斷這就是所謂的梁溪高氏本。并讓顧廣圻把其堂兄顧之逵的影宋抄本借來參校，結(jié)果是勝于鈔本。
自嘉慶二年始，顧廣圻拿著這部宋版《戰(zhàn)國策》，還有黃丕烈的原來那部元版《戰(zhàn)國策》，以盧見曾雅雨堂精刻本為底本，以六年之力，皓首窮經(jīng)，才得校勘完成，無怪乎《重刻剡川姚氏本戰(zhàn)國策并札記》刊印出來后，顧廣圻頗為自負：“雖主于據(jù)姚本訂今本之失，而取吳校以益姚校之未備，所下已意，又足以益二家之末備也。見于不可讀者，已稍稍通之矣。后世欲讀《戰(zhàn)國策》，舍此本其何由哉？”至此，龍身已具，但乏名家題跋以點睛爾。而最終玉成此事的不二人選正是黃丕烈，黃即依顧校本，命工影刻宋槧，為之札記，重刊此書，列入《士禮居叢書》，亦了卻其一宗夙愿。
黃氏與顧廣圻原是同好，俱為一時名流。黃氏藏書之所為“百宋一廛”，即有顧氏為之作賦。從其書樓名稱，亦透出黃氏所代表的當時藏書界的“佞宋”之風。如果說清代藏書界中，標榜“佞宋”并開鑒賞風氣之先者是錢遵王的話，那么樹“佞宋”之幟并把鑒賞提高到一門學術(shù)流派的人就是黃丕烈了。黃丕烈對宋版書的研究可謂青出于藍，非但深悉版刻年代等屬于版刻形式的問題，更立足于版本文字的優(yōu)劣來討論宋本之佳勝。因此他被洪亮吉舉為清代“賞鑒”一派藏書家的代表人物，后世以此為特征的藏書家莫不奉黃為宗。而黃氏如此重視顧廣圻及其所校讎之書，更從一個側(cè)面反映顧書之貴也。今日之方家，如欲涉足此間，亦當有鑒于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