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1626 ～ 1705） 竹石鴛鴦（芙蓉鴛鴦圖）
水墨紙本 立軸
1705 年作
121.5×65cm
成交價RMB: 118,720,000
1.187億元！12月13日下午，西泠印社秋拍第三天現場，古代書畫作品專場1807號拍品八大山人的《竹石鴛鴦(芙蓉鴛鴦圖）》從3500萬起拍，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競價過程，成交價在場外電話委托和場內一名男士的叫價中膠著上升，最終以這一價格成交。“這件作品能拍到億元，的確是有點出乎我們的預料。不過今天早上整個行情都很好，有的作品的成交價還翻了10多倍。這說明西泠拍賣經過6年多的努力，終于讓藝術品拍賣市場進入了一個相對成熟的階段。據我所知，《竹石鴛鴦》的成交價應該是南方藝術品拍賣市場的最高紀錄，同時也是八大山人作品的最高成交紀錄，此外，我們也看到中國書法取得了很好的成績，這說明南方的藝術品市場步入更成熟的階段，也體現了具有文化內涵的優秀作品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西泠印社拍賣有限公司總經理陸鏡清表示。
中國書畫一直是西泠印社拍賣公司的強項。西泠秋拍古代書畫專場在開拍將近一個半小時的時間里，1791號拍品袁江、王云、陳 卓、施淳為惠翁先生繪《四景山水屏》從100萬元起拍，最終成交價1142萬元，緊接著武林畫派代表大師藍瑛的《四季山水》以2856萬元成交。古代書畫的高潮出現在了1807號拍品八大山人的《竹石鴛鴦》上，成為這一專場成交價最高的拍品。這幅作品作于1705年，為八大山人晚年時期風格的代表品。晚年，特別是70歲以后，經歷了家國之痛、閱盡了人生滄桑，八大山人的風格轉向深涵蘊藉。這個時期的作品是八大山人最成熟的作品。他寫意的藝術表現形式還影響到后來一大批寫意畫家，比如齊白石、吳昌碩等。對于這幅作品的價值體現在何處，西泠印社副社長童衍方認為：“藝術品的價值其實不能純粹以價格來衡量。就拍品本身來說，這件作品是八大山人去世之年所畫，代表他風格的最成熟圓融的階段，另外此畫有民國高官馬步瀛和近代著名實業家陳仙洲的藏印。自民囯時的《神州國光》畫冊就被著錄，因此是很可靠的拍品。不過買家買這件作品不一定是看中這些，也許他很欣賞八大山人的風骨，這種心靈上的相通是無價的。”
清初康熙四十年(1701)左右，在江西南昌有一處名曰“寤歌草堂”的地方，住著一位面容微赭、豐下而少髭的老者，他已年逾古稀，看上去雖然飽經風霜，但神色自若，偶然興會之際，即把酒吟詩、鋪毫染翰。一天，友人往訪，即景生情，便提筆寫道：“一室寤歌處，蕭蕭滿席塵。蓬蒿藏戶暗，詩畫入禪真。遺世逃名老，殘山剩水身。青門舊業在，零落種瓜人。”這首五言所吟詠的主人，就是當時一般讀書負節之士都為之景慕的明朝沒落王孫——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1626—1705)，原名朱耷，為明南昌寧獻王朱權九世孫。當1644年清軍入關、定鼎中原之際，朱耷即攜家避居于南昌城西40里開外的新建縣洪崖山。順治五年(1648)，削發為僧;又五年，于進賢介岡燈社正式拜曹洞宗釋弘敏為師，棲隱禪林近叁十年。康熙十九年(1680)55嵗，忽發癲狂，裂服還俗。病愈后蓄發謀妻，清貧自守，賣畫為生。惜其晚境凄涼，康熙四十四年(1705)八月后臨終時，惟有一嗣孫在側。目前學界根據流傳的作品，習慣將山人的書畫創作分為早(34-56)、中(56-66)、晚(66-80)叁個時期。前面兩個階段，風格狂放野逸;晚年，特別是70嵗以后，由于生活漸趨平淡，風格轉向深涵蘊藉。我們看到，這位經歷了家國之痛、閱盡了人生滄桑，從曾經的天潢貴胄到隨時都有身家性命之虞的歧路王孫，在顛沛流離中遭遇的種種苦劫和世間無常，在這一階段似乎在書畫的揮灑中得到了超越，達到了心境的圓融。我們這里將要討論的《芙蓉鴛鴦圖》，就是晚期這一風格的代表之作。
該圖為立軸中堂，濶65，高約120，以墨筆作于明代灰紙之上。款題乙酉春日寫。八大山人。下鈐“八大山人(白)”、“何園(朱)”;又鈐“真賞(朱)”于是右下角。構圖取對角倚斜之勢，上留天頭，下著斜坡，畫兩鴛鴦依偎于巨石之上;右上危壁兀立，上平下斜，有芙蓉扎根壁上，旁見側出，偃仰敷榮;實景相對之間留空，恍若有萬頃碧波，極目難測。分章布白，巧妙取勢，咫尺之間，意象蕭遠。
此作之妙，尤在筆墨。八大在70嵗前后，書畫用筆由方轉圓，從務追險絕歸于平正深厚之上來。在書法上，他舍棄了過往追求歐陽詢、黃山谷、董其昌等各家風格及病癲后的狂縱行草，更深溯于蘊藉含蓄的魏晉風格。并且，根據現藏于南京博物院、臨于康熙叁十叁年(1694)的《石鼓文》及《禹王碑》，我們發現他對篆書筆法亦有深厚的研習。而在繪畫上，他把書法用筆融入到物象的塑造之中，中鋒行筆，渾厚蒼雅。尤其在他的花鳥畫創作上，把明代由沈周開創的意筆傳統推向了極致。在這幅作品中，作者以起伏變化的運筆勾勒坡石輪廓，枯溼并用，線條圓轉而帶篆意;樹葉葉面先以淡墨點出，再以濃墨寫出筋脈，花朵則直接以筆勾出;禽鳥點染并用，無刻畫之跡。地坡著草，濃淡相間，疏密有致;最后施以濃墨點苔，提醒畫面，或圓或尖，或亂或整。整幅畫作，用筆可謂縱之橫之，無不如意，含蓄蘊藉，毫無筆仗鋒芒之嫌;用墨則濃、淡、枯、溼、干、焦相互生發，層次豐富，有“墨分五色”之妙。八大山人在隱居的生活中，曾以“灌園”為號，他對自然中的花草禽魚皆有深厚的觀察;特別重要的是，他常常憑藉這些豐富的題材來寄托自己的故國之思，隱喻自己的氣節立場。在這幅作品中，我們看到他不拘于形式，而以逸筆遺貌取神，生機活潑，真所謂“筆才一二，象已應焉。”他所表現的鴛鴦，我們似乎是在寂寥冷雋的世界中感到了一絲絲溫情，這或許就是歷經滄桑的老人沖淡平靜的幽懷。與他同時之人在為他作傳中稱，即使處在桑榆晚景之際，八大山人猶然精神不減，染翰不輟，這幅作品正好印證了這一事實。
八大山人在寫意花卉上取得的成就，我們可以從這張《芙蓉鴛鴦圖》略窺一般。從風格史的角度，八大山人具有承前啟后之功。影響之大，對于清代以來以至于近代大家如齊白石、張大千的寫意繪畫傳統，可以說是根深蒂固。明代鑒賞家王世貞曾謂：“勝國以來寫花草者無如吾吳郡，而吳郡自沈啟南之后無如陳道復、陸叔平，然道復妙而不真，叔平真而不妙”云云;假使王世貞晚生一百余年，則必當曰：“考山人之出處，老境彌高;觀山人之花鳥，亦真亦妙”。在畫幅的右下角，有兩方收藏印。一為民國高官馬步瀛(1890~1978)，一為近代著名實業家陳仙洲(1864～1951年)。自民囯時的《神州國光》畫冊至近年出版的各種關于八大的畫集，皆多有刊印，得到了學界的廣泛重視，可見實屬難得之物。當然，這其中重要的原因，即是這幅作品作成的時間恰在山人終年之春，而當年八月后，山人即以覯疾而逝;所以對于研究八大風格的變化，這幅作品可以說是一件標志性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