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言“訪書”，一個“訪”字，頓時令人與書互動了起來，即便在商言商，也頗能顯出一股洞曉因緣聚散的練達(dá)韻味。人因書聚，書賴人傳，猶如兩支纏繞的藤蔓，昔日文人雅士們的賞心韻事旁出其間，今人若能攀折一二枝葉，便是三生有幸了。
黃丕烈，這位清代藏書界的宿儒一定不曾想到，2011年6月12日，在他誕辰248年之后，來自海內(nèi)外的60余位學(xué)界、藏書界名士共聚杭州，參加“‘黃跋顧校鮑刻’與中國古舊書文化研討會”，以這樣一種獨(dú)特的方式表達(dá)敬意；而黃丕烈題跋過的兩部抄本《文房四譜》、《畫鑒》也不曾料想，在經(jīng)過近百年的沉寂，有朝一日竟會吸引眾多專家學(xué)者共濟(jì)一堂，觀瞻研討。
黃丕烈（1763-1825），字紹武，號蕘圃、復(fù)翁，乾嘉時期藏書家之代表，文獻(xiàn)之宗主。經(jīng)他題跋的古籍，不僅意味著其本身在版本、?？狈矫娴莫?dú)特價值，且因跋語中豐富的人文佳話在當(dāng)時就頗為人所重。據(jù)喬衍琯《愛日精廬藏書志》所載，黃丕烈“身后藏書散出，多歸汪士鐘藝蕓精舍。汪氏收購時，凡有黃氏手跋，每冊要多付十元書價” 。時至今日，真正的“黃跋”古籍已稀若星鳳，且多歸于公藏。對于將在西泠印社2011秋季拍賣會中亮相的“黃跋”《文房四譜》和《畫鑒》，當(dāng)今 “黃跋”研究專家、南京圖書館的沈燮元先生表示，兩者不僅在真實(shí)性上毫無爭議，且流傳有序，屬首次發(fā)現(xiàn)，意義重大！
下面，我們就對這兩部書作一簡要介紹，以饗讀者。
畫鑒一卷
明抄本
1冊 白棉紙
27.1×17.6 cm
說明：黃丕烈題跋，此“黃跋”為首次發(fā)現(xiàn)。此書為國家圖書館所藏明抄本《畫鑒》的重要校本。文房四譜五卷
清乾隆間吳翌鳳古歡堂鈔本
1冊 紙本
27.7×17.4 cm
說明：黃丕烈題跋，吳翌鳳校跋。后經(jīng)陳征芝、周星詒、蔣鳳藻先后遞藏。著錄于《帶經(jīng)堂陳氏藏書目》《周氏傳忠堂藏書目》《書鈔閣行篋書目》《秦漢十印齋藏書目錄》《黃丕烈年譜》。
黃丕烈題跋明抄本《畫鑒》
《畫鑒》為元代湯垕所撰，評鑒自魏晉以來的知名畫家及其畫作，是中國畫論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此白棉紙抄本（下稱西泠本），字劃勁健，“玄”字不避諱，應(yīng)出自明人之手。前有黃丕烈題跋一則，亦為首次發(fā)現(xiàn)，跋云：
《畫鑒》余藏舊鈔本系沈與文家故物，迭經(jīng)名人校勘者。此冊亦取其舊鈔，故兼校之。取校舊藏，實(shí)多是正，彼已校改紛如，此本之妙，擬亦手校校彼，留此凈本可耳。辛未冬至前二日，復(fù)翁。
抄本中還夾帶簽條兩張，分別寫著“畫鑒壹本/求古居藏 壹本”“畫鑒 乙本”。求古居為黃丕烈的齋號。
查《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可知，現(xiàn)存唯一一部《畫鑒》抄本為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明沈氏野竹齋抄本《畫鑒》（下稱國圖本），為沈與文、史臣紀(jì)、顧玄緯、姚咨、黃丕烈等人校跋，黃氏跋語如下：
此冊余舊藏有年矣，歷經(jīng)名家收藏，并手校一過。頃從坊間又獲一舊鈔本，出自郡中賜書樓蔣氏，雖訛舛特甚，而字句間有可為此本?？弊糇C者，悉用別紙黏于上方，舊時校語亦黏于別紙，即書校語于后，注云蔣本續(xù)校者，皆余筆也。古人審慎，多作意揣之詞，故未便輕改。茲得別本為據(jù)，可釋然無疑矣。閑窗枯坐，破一日工夫，校此于百宋一廛之北窗下。時濃云密布，天意釀寒，一種清冷之致，頗自得耳。辛未冬至后四日，復(fù)翁識。
對比這兩段跋文，我們心中不禁升起一個疑問：兩段黃跋的題寫時間一為“辛未冬至前二日”，一為“辛未冬至后四日”，相隔僅一周，西泠本中提到的“迭經(jīng)名人?？薄钡纳蚺c文家藏本應(yīng)為國圖本無疑，但國圖本中提到的“出自郡中賜書樓蔣氏”的坊間舊鈔本是否就是西泠本呢？為此，我們專程趕往國家圖書館求證。
雖然只能看到縮微膠片，但正如跋文中所言，黃丕烈的校語以“別紙黏于上方”且“注云蔣本續(xù)校”。于是，我們將國圖本中“蔣本續(xù)?！钡膬?nèi)容與西泠本兩相對照，竟然一一吻合！共計71處。由此可以大膽推定，西泠本極有可能就是蔣氏賜書樓藏本，黃丕烈得后將它與自己先前收藏的沈氏野竹齋抄本（即國圖本）進(jìn)行對照，并將相異之處以別紙黏于國圖本上方，注明“蔣本續(xù)校”，而留此為“凈本”，因而我們所看到的西泠本版面清爽，全無校改痕跡。我們的這一推斷也獲得了沈燮元先生的認(rèn)同。
那么，跋文中提到的“賜書樓蔣氏”究竟為何人？由于缺乏相關(guān)佐證，只能作大致推斷。蔣氏或為清代藏書家蔣杲（１６８３-１７３２），他與黃丕烈均為吳縣人，可稱“同郡”。蔣杲早年尊師于何焯，家有“貯書樓”，一作“賜書樓”，何焯曾在此教授經(jīng)學(xué)。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此“賜書樓”為蘇州清代藏書家蔣重光后人的藏書樓名。彭啟豐《蔣重光墓志銘》稱其“中年杜門，博收遺書，參互稽考，著述日益富。乾隆三十八年詔開四庫館，征四方書，君已下世，子曾罃檢君所鑒定秘書百種進(jìn)御。天子嘉之，敕賜《佩文韻府》一部，親制七言詩，書所進(jìn)《職官分紀(jì)》之首，美其好古，復(fù)惜其不遇?！?/p>
黃丕烈苦心搜集同一部書的不同版本，以作為?？睍r的依據(jù)，對舊抄本更是尤為看重。西泠本雖“訛舛特甚”，但在?？狈矫娴膬r值仍非常突出，可佐證者達(dá)71處，正如黃丕烈在跋語中稱：“古人審慎，多作意揣之詞，故未便輕改。茲得別本為據(jù)，可釋然無疑矣”。而在當(dāng)今學(xué)者看來，西泠本在章節(jié)編次、語詞句式、簡化字、異體字等方面保留了較原初的面貌，對今人研究鈔本的特點(diǎn)和文字演變亦具有參考意義。
黃丕烈題跋、吳翌鳳校跋《文房四譜》
此《文房四譜》抄本，紙捻裝，封面題“枚庵詩老手校文房四譜附黃復(fù)翁跋，一冊全，書鈔閣重裝”。這里的“枚庵詩老”指清代大藏書家吳翌鳳（1742-1819），“枚庵”是他的號；“黃復(fù)翁”即黃丕烈；“書鈔閣”為周星詒（1833-1904）的藏書樓名。卷前鈐吳翌鳳“古歡堂鈔書”白文方印和蔣鳳藻“蔣香生氏秦漢十印齋考藏記”朱文方印。全文端楷抄錄，書體秀逸，天頭、地腳及行間有大量紅、黃兩色校語，皆出自吳翌鳳之手。末有吳翌鳳乾隆四十三年（1778）仲冬九月跋、四十四年（1779）初夏跋、夏六月跋三則，過錄趙清常萬歷三十六年（1608）九月十三日跋一則、過錄錢謙益康熙丙寅年（1686）跋一則，最末為黃丕烈嘉慶癸酉（1813）三月晦日長跋一則，詳述了此書的流傳過程和校勘原委。吳翌鳳的跋文已見《蕘圃藏書題識》，茲不俱錄，黃丕烈的跋文如下：
郡中有吳枚庵先生者，余向年就試玉峰，曾有半面，未及把臂也。及余知購書，而坊間有善本送閱者，往往出枚庵手鈔及家藏者，方知枚庵好聚書。其書之散逸者，太半出其親友家，蓋枚庵游楚中，書多寄諸他人所，久而不歸，家屬亦尋蹤訪之，故親友亦無忌憚而為此也。此書卻帶諸行篋，越二十馀年始?xì)w，故余與訂交，并請觀其書。是書在借校諸書中為最精，所據(jù)有錢東澗、趙清常兩家本，余校畢即還之。繼思兩家本皆出朱文游舊藏，朱氏書余友周香嚴(yán)得之最多，遂往問之，錢本固在，趙本無有也。覆取對勘，吳校有不盡據(jù)錢本與錢校趙本者，疑惑滋甚。復(fù)借吳本覆之，而枚庵所校異於錢校者，具可剖析，是錢、趙之外又成一吳本矣。往告之，故欲一證其所以異處。枚庵又取一清本相示，錢趙異字分注於下，似以前本為筌蹄也。翌日枚庵過訪，竟懇割愛，欣然諾之。此書遂為余有，爰記顛末于卷尾馀紙，以誌良友之賜。癸酉三月晦日，復(fù)翁。
此外我們還得知，南京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分別藏有兩部“黃跋”《文房四譜》，且與我們手頭這個抄本關(guān)聯(lián)甚大。為此，我們專程走訪了這兩家圖書館，與業(yè)內(nèi)學(xué)者反復(fù)切磋，關(guān)于這部抄本的脈絡(luò)終于漸漸清晰。
此抄本出自吳翌鳳“古歡堂”。吳翌鳳（1742-1819），號枚庵，江蘇吳縣人。諸生。家境貧寒，以手抄書著名于時。自乾隆三十三年（1768）起，寓居陶家東齋，以教書為業(yè)，與當(dāng)時名士切磋唱和，獲益匪淺，同時也開始抄書、校書、著書的活動。其間，吳翌鳳向莫逆交朱奐（文游）分別借得錢謙益、趙清常兩家本《文房四譜》進(jìn)行校對，并以朱、黃兩色以示區(qū)分，其中還結(jié)合了《文苑英華》《初學(xué)記》等唐宋類書并融入了自己的見解。
乾隆五十二年（1787），由于吳中饑荒，吳翌鳳無奈遠(yuǎn)游，他的萬余卷藏書在此后二十余年中喪失殆盡。隨身攜帶的僅有抄本數(shù)十卷，而《文房四譜》即是其一。它的得存，實(shí)乃萬幸！從這里也可看出吳翌鳳對它是何等珍愛了。直到嘉慶癸酉年（1813），黃丕烈與重歸故里的吳翌鳳訂交，此時的吳翌鳳已年逾古稀，兩人相見恨晚。當(dāng)時黃丕烈手中也有一個《文房四譜》抄本（即國圖藏本），但在他看來，吳翌鳳的這個校本才是“最精”的，于是先后兩次借校。一日，吳翌鳳過訪，耐不住黃丕烈的再三懇請，竟割愛將此書“欣然”讓于了他?！饵S丕烈年譜》記載：“十八年癸酉（一八一三），五十一歲，三月晦日跋，新從吳枚庵得鈔校本文房四譜”，指的就是此書。
黃丕烈是如愿了，但在他身后，這部得之不易的抄本又開始了輾轉(zhuǎn)的旅程，其間可考者有三人。據(jù)南京圖書館沈燮元先生考證，最先著錄此書的是陳征芝的《帶經(jīng)堂陳氏藏書目》。陳征芝去世后，其藏書后多為周星詒所得，《周氏傳忠堂藏書目》和《書鈔閣行篋書目》中均有載。豈料周氏命運(yùn)多舛，獲罪入獄，其藏書又流入蔣鳳藻的秦漢十印齋。書前的蔣氏藏印和《秦漢十印齋藏書目》中的著錄即是明證，同時，這也是此書最后一位有名可尋的收藏者。
民國以來，這個抄本不知何故漸為人所不知，即便像潘祖蔭、繆荃孫、王大隆這樣的大家都無緣得見，因而在《蕘圃藏書題識》及其續(xù)錄和再續(xù)錄中，對此書均無記載。南京圖書館所藏的《文房四譜》是戴光曾以此書為母本過錄的，經(jīng)過對照，可發(fā)現(xiàn)過錄本訛誤頗多；此外，國家圖書館還藏有一部黃丕烈校跋的《文房四譜》，而我們手頭這部書恰是黃氏當(dāng)年用以對勘的“最精”的校本。因而此書近百年來首次發(fā)現(xiàn)，便引起學(xué)界、藏界強(qiáng)烈的震動，在這一點(diǎn)上，我們比潘祖蔭、繆荃孫等前輩們更有眼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