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以為信也，所以驗身份，定真偽也。尤其如文人墨客之輩，十分注重印章之使用，對于篆刻藝術上的追求同樣付與極大地傾注。大批有多方面修養的文人雅士加入到治印的行列中，極大促進篆刻藝術的飛速發展。不僅如此，延請篆刻名手為己治印，相互交流、刻贈印章已常出現在文人的藝術生活中。作為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學”為己任的西泠印社2012年春拍特推出清末著名學者楊守敬自用印及藏印二十五方，以饗廣大藏家。
楊守敬一生埋頭學問，著作等身，尤其是在金石、輿地和版本目錄等方面有著精深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楊氏從早年起便熱衷于金石碑帖，同治二年（1863），楊守敬進京參加會試，開始了接觸并搜求金石碑版。同治八年（1869），楊氏于武昌購得劉青園死后散出的金石文字七千馀種，從而奠定了其一生金石收藏的基礎。而其一生共著述金石著作近三十種，大致可分為文字和圖錄兩大部份。文字部份涵蓋了金石目錄、題跋和書法理論及地方金石等方面；圖錄部份包括了碑拓、印章和錢幣等項，更采用照相縮印、雙鉤摹刻和仿刻今印等形式來刻印推廣。楊氏一生視金石為重要學術內容，不僅注重金石文字的著錄，更善于以史證金石，或以金石證史的互證。主張“金石文字，以考證文字為上，玩其書法次之”，通過金石考訂文字、歷史和典籍，闡發史論，奠定了其在金石學史中的崇高地位。此次收錄的“星吾所藏金石文字”、“星吾金石文字”、“星吾審定古瓦”、“激素飛清閣藏碑記”和“非清閣”等五方印正是楊守敬一生金石收藏的極好見證。
另一枚“楊星吾東瀛所得秘籍”亦同樣引人注目，這是楊守敬一生對于版本目錄研究和所取得成就的標志物。光緒六年（1880）四月，楊守敬在清朝駐日公使何如璋的邀請下，攜眷渡海至日本充當隨員。其關于目錄版本之研究也正始于他的日本訪書。在赴日本之前，接受傳統式中國教育的楊守敬已對目錄版本之學頗有興趣，亦早就想重寫一部《書目答問》來反映中國學術的源流，只是并未展開深入研究。楊守敬發現日本書店中有成捆的漢文古籍賤價待售, 其中不乏珍本秘籍。于是便傾囊購買，逐漸交往了日本的大藏書家并擬成《日本訪書緣起條例》。這些工作得到了新任大使黎庶昌的支持，決意輯刻《古逸叢書》, 并委托楊守敬全力董理其事。在日本四年間，刻成《古逸叢書》二十六種，購得隋唐逸書百余篋。楊氏所撰《日本訪書志》二十卷、《歷代經籍存佚考》、《古詩存目錄》等，皆辯章學術，考鏡源流，“為學術界有數之書”。好書自然需要好的藏書印，惟有出自名家之手的藏書章才能配得上如此珍貴的古籍珍寶，而治此印者正是大家徐三庚。徐三庚（1826—1890），字辛谷，號井罍山民，又號袖海，浙江上虞人。篆刻初學陳鴻壽、趙之琛，四十歲后參以漢篆、漢印結體，頗見功力，風格飄逸，疏密有致，自成一家。據邊款知此印刻于丁亥十月，即楊守敬從日本歸國三年后的光緒十三年（1887），體現的是藝術與藏書的高度之融合，呈相互拔高之態。
除了其他幾枚自用印以外，目標中還特別收錄了三枚楊氏收藏閑章：“不騎塞北將軍馬，且把南溪種樹書”、“鬧紅一舸”、“傳語平安”。皆古雅精致，內中蘊涵豐富之典故。這些都是楊氏作為一位具備多方面學術修養，擁有高度藝術修養的具體表現，彌足珍貴。
書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楊氏以其一生之學術光芒，在今日仍燦爛明亮。所具備和表現出的藝術修養，又傾倒多少后人。此次的二十五枚印，正以濃縮了楊氏一生，雖不言，豈無接踵而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