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畫吳昌碩《棕陰納涼圖》
◎錢道明
任伯年、吳昌碩是屹立于中國近現代繪畫史上的兩座豐碑，他倆既是開創海派書畫的奠基人，又是海派書畫的領軍人物，他倆的藝術造詣是為世人共睹。任伯年名頤、字伯年，號小樓，原籍浙江紹興，先后師從任熊、任熏研習國畫。移居上海后初入箋扇莊為畫扇學徒，并先后結識了胡公壽、張熊、虛谷等畫家，相互切磋畫藝，并從此畫藝大進。他畫的人物、花鳥、花卉無一不精，逐步成為第一代海派書畫的領軍人物。任伯年與吳昌碩相識后，二人惺惺相惜，互相為對方的才情而傾服，交情莫逆，而二人的藝術也多受對方影響，并都有很大的提高，可以說二人情誼在亦師亦友之間。
任伯年（1840～1895） 棕陰納涼圖（吳昌碩小像)
設色 紙本 立軸 1887年作 110×55.5cm
出版：
1.《缶廬老人詩書畫》第一集，中華藝術大學，1929年。
2.《任伯年年譜》P85，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年。
3.《任伯年全集》第五卷P237，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著錄：《任伯年研究》P32，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年。
說明：
1.吳昌碩上款。楊峴、凌瑕題跋。
2.吳昌碩自題簽。吳昌碩家屬友情提供。
據昌碩后人回憶，任伯年一生為吳昌碩作畫不少，然以吳昌碩本人為題材的繪畫有八幅：1.《棕陰納涼圖》，2.《蕉陰納涼圖》，3.《山海關從軍圖》，4.《饑看天圖》，5.《歸田圖》，6.《酸寒尉圖》，7.《棕陰憶舊圖》，8.《蕪青亭長小像圖》，其中《蕉陰納涼圖》和《酸寒尉圖》于五十年代由吳昌碩先生之子吳東邁先生捐贈給西泠印社，現藏于浙江省博物館；《蕪青亭長小像圖》捐贈于浙江安吉博物館。此次由吳昌碩先生后人獻拍的即為此六幅之一的《棕陰納涼圖》。此圖面世不多，并未為世人所熟知，但絲毫不影響其藝術水品和其在任伯年作品中的重要地位。
此圖為設色，紙本，縱110cm，橫55.5cm，以棕櫚為背景，襯托昌碩先生側坐在棕陰下納涼，缶翁赤膊，席地而坐，以細筆寫實，生動傳神，此圖應為任伯年47歲時所作，時昌碩先生43歲，二人正當盛年，也正是任伯年藝術鼎盛時期。在此畫心中有昌碩先生老師楊見山題跋。跋文曰：脫衣箕坐搖大扇，第一人閑逭暑方。卻怪少陵不曉事，簿書堆里去追涼。老椶一株高出群，粗根大葉蒼然筋。老夫擬共樹底坐，閑看天邊飛熱云。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少陵莒熱詩也。丁亥夏，炎蒸特甚，適苦鐵道人自申江歸，出任君伯年畫行看子見視，神情酷肖，尤妙鄖屣L徐徐從紙上生，頓覺心肺一爽，如服清涼散，技至此可謂神矣！畫后尚有余紙，苦鐵屬題記，因綴以詩，老筆頹唐，勿咲勿責，則幸甚。六月六日，藐翁弟峴。楊見山（名峴）自號庸齋，湖州人，和昌碩先生即是老師更為朋友。吳昌碩曾得到楊見山的諸多提攜，并敬佩他的道德學問，常向楊見山請教書法，并常將所作詩文請他削改。楊見山也樂于幫助，使吳昌碩受益匪淺，因而對楊見山愈加欽佩、敬服。于是備門生帖子，愿列于楊見山門下。見山特寫復信堅決辭謝，信中有“師生尊而不親，兄弟則尤親矣”等語。盡管楊見山如此謙辭，吳昌碩還是尊他為師長，自稱為“寓庸齋老門生”。楊見山去世后，吳昌碩先生在其詩中多有“藐翁吾先師”之句，由此可見吳昌碩尊師重道、虛心向懷之襟懷。
此畫裱邊另有凌瑕題跋，凌瑕又稱凌霞，與楊見山同為湖州人，也和吳昌碩交好，友情頗深。他們常與湖州當地文人學士聚首潛園，作詩酒之會。其中有潛園主人陸心源及施均甫、李仲康、徐鳳衡、楊見山、凌霞，合稱“潛園六君子”。
據昌碩先生后人講，任伯年當年所繪此六幅畫，多有楊見山等人題跋，由此可見楊見山在吳昌碩心中之地位。
在當今藝術品市場中，海派書畫的價格遠不及京津等派，本人認為是被大大低估了。2011年春拍，本公司一幅任伯年所繪《華祝三多圖》拍出了1.67億元，并開創了海派書畫的億元先河。然而我個人認為，任伯年作為海派書畫的領軍人物，他的書畫作品的市場價值還是沒有得到充分的認可，所以本公司一直在努力，力圖挖掘海派書畫應有的市場價值。此次承蒙吳昌碩家屬后人提供任伯年《棕陰納涼圖》精品立軸，相信定會引起各位藏家之關注，也定會取得優良效果。我在此也代表公司向吳昌碩先生家屬后人，表示最誠摯的感謝。
畫友得友 筆墨情關
◎武從文
小樓與缶廬，自定義交至陰陽暌隔，前后十有二年。就時間長短來說，這在任頤近三十年滬上生涯交結的師友中，不算最久，如虛谷、高邕之輩，他們相知既早，往還交誼自然也要頻密許多，但若以相知的深度和后來的影響論，任吳二氏的交往似又在時輩之上。這一方面，無疑是因為兩人一先一后，各執牛耳，將世人所謂“海上畫派”，從晚清帶至了民國，使之蔚成大宗，遺響于后。而一個更細微的證據，則是任頤晚期所作人物，以缶廬為對象者最多（傳世至少有8幀），平均算下來，幾乎每隔不到兩年就有一件。
這些畫作，自定義交之初的《蕪青亭長小像》（1883），到任頤生命最后時刻（1895）的《山海關從軍圖》、《棕陰憶舊圖》，跨度既長用意且深，中有世人所熟知的《饑看天圖》（1886）、《酸寒尉像》、《蕉陰納涼圖》（1888）等名作，幾乎張張都是任氏成熟時期人物畫的上上之品，而要從畫上一觀吳昌碩其人在晚清時代的真神異彩，畫史中，也惟此數紙而已。
眼前這張《棕陰納涼圖》（1887）之所以彌足珍貴，不但在于它屬于這個序列的一環，而且豐神別具，技藝特出，使我們得以一窺再窺任氏畫藝的神技與堂奧，且隱約能夠理解筆墨健碩如缶老者，后來生涯，何以甚少及于人物一門（可信者不出十件）：不難想見，日日觀摩這寫貌傳神的極境之作，于此中爭勝之心與服膺之意的兩相交攻，或許也正是吳昌碩后來能夠自出己意，以篆籀草書金石篆刻之法別開生面于花鳥寫意一途的原因之一。
這張《棕陰納涼圖》，其實頗可以與后此一年的《蕉陰納涼圖》合而觀之，再加上之間（時間上正好也在兩作之間）的《酸寒尉像》，任伯年藝術成熟時期在“變法”上的融會貫通與自由自在，正可以一覽無余。《棕陰納涼》寫景以意畫人以工，筆張墨馳，神韻怡然；《蕉陰納涼》景物雖與前者有異同，在人物形象和寓意上其實是再次表達了畫中人（即吳昌碩）隱逸蕭散的“道情”，但卻被盡數收入工致緊張的線條之中，設色腴麗，俗情雅意冶于一爐；而《酸寒尉像》，則完全以墨骨法大塊暈染，厚積薄發，重筆輕舉，將吳昌碩斯時心灰意冷于宦情仕途的局促生涯在身姿與情態兩處表現得淋漓盡致。這畫風上的一轉，再轉，三轉，一年前后，居然可以如此自由適宜、收放自如，而又都俱得其情，在并世畫家中，恐怕僅見于這位成熟時期的小樓先生。
他作不論，我們現在單表這張《棕陰納涼圖》。
正如作者上款所示，此作的畫意，部分的得自羅聘所畫《冬心先生蕉陰午睡圖》，區別在于，金冬心之于羅兩峰乃一師一徒，作畫時相差近五十歲，畫中人是一個酣然夢蝶的七十老叟，蕉陰之下，是頤養天年的恬美逸樂；而任吳二人誼在師友年相仿佛，正處在人生的盛年，畫中幕天席地解衣而坐的“苦鐵道人”，枕書琴，執蒲扇，“看子見視，神情醞肖”，身姿放逸但傳神阿睹卻若有所失的望向畫外，并非全然沈浸在得道的恬靜中。或者說，斯時的畫中人，更多的情味，意在于十丈紅塵中小憩片刻，然后，還是整頓行裝重新上路的，意雖不羈，但行止動靜，也只是要在此棕陰疏影下暫取一片清涼……如此體味，于晚清炎蒸時熱之下的一代畫人文翁，大約會更近于情理，也能讓我們在欣賞畫意里外的靜美時，會得當時小樓之于缶廬的百般況味。
之所以畫面前景上人物工卻不減其清，后景上逸筆淋漓也不增其逸，大概也正是作家要取其沖和平淡之味，道出這里里外外，既灑脫又無奈的人生實情。
這一時期的任伯年人物畫，構圖停勻，布置常以正邪相參，用筆施墨緊松適度，設色敷呈隨情布施，朱紅青赭間出而不雜，讀此《棕陰納涼圖》，可以一一表見，且功力之深，已了無痕跡，愈見得畫中人情的眉目生動。
這些任伯年晚期的絕勝之處，在作家自己同時期大量的鬻畫之作中常常有所損折，但恰恰是《棕陰納涼圖》以及其它幾件以吳昌碩為受者和對象的佳作中，幾乎都毫無保留的得到了表現，且各個又面貌不同生氣別出。實為其融合職業畫家技能與文人化育之功，中西兼備而漸漸能有以當無的特殊時期，而與吳昌碩這位正處于筆墨漸開中氣沛然的同代巨子日相往還，顯然使他在二者決定性的差異中將自己的風格推向了某種極致——而從此，當“海上畫派”以其殞命為機，使衣缽傳到吳昌碩手中時，缶廬之筆墨將繞過小樓的“情關”，從另一個極致引領這個畫派甚至整個中國畫，走上了其最后一段輝煌之路。
畫人得人，畫山得山，畫筆墨便滿紙盡是筆墨。——而任吳之間，這番畫友得友的傳奇，也將隨著這一件件珍寶的流傳，越來越多的成為我們舉筆落墨，甚至讀畫看墨時，必須與之一戰的“情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