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寺舊藏宋版《辨非集》是一部中土失傳七百余年的珍稀佛教文獻。該書作者善熹（1127—1204），乃南宋“華嚴四大家”之一師會弟子，曾住持蘇州寶幢寺、嘉興長樂寺、杭州慧因寺等西浙名寺，為江南華嚴宗名僧。善熹（宋版作“喜”，二字通用）的著作經宋末戰亂中土全部佚失，僅有數部存于東瀛千年古剎高山寺及該國民間藏家，可謂稀如星鳳，珍若拱璧。經過有識之士的努力，《辨非集》這部天壤孤本，終得復歸華土，現身西泠，堪稱書林盛事。
從佛教史來看，《辨非集》是一部極有特色的護法弘教之作。我們知道，《弘明集》反映的是僧俗之辯，《廣弘明集》反映的是僧道之辯，這些都是對外論辨：而《辨非集》卻反映的是佛教內部華嚴宗與天臺宗的爭辯，展現了佛教傳播進程中的一些深刻變化，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維摩詰經》云：“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自白馬西來，中土譯經繁盛，大德各有闡釋，修持體驗不一，八大宗派雖定局于隋唐之際，佛法教義之爭卻一直此起彼伏，于南宋猶烈。其間，解空可觀（1092—1182）以天臺宗“無情有性”論闡釋佛教重要經典《金剛經》而成《金剛通論》、《金剛事苑》。善熹為維護華嚴宗第五祖圭峰宗密“禪教并用”的思想，仿效北宋禪宗領袖契嵩之“非韓”護法，對解空法師著作中的錯誤之處加以駁斥，而成《辨非集》。從目錄學的角度看，“集”是詩文之集，而佛教典籍多以“經、律、論”三藏分類并命名，此處以“集”為名實屬少見，大概因為善熹是分別批駁解空法師的兩部注疏，前后相綴以成“集”的。善熹將華嚴宗與天臺宗的辯論提升到“維教”、“護法”的高度，其辯詞有理有據，出古入今，體現了豐富的學識。
比如《辨非集》中有駁斥《金剛事苑》關于“即”、“則”解釋的一段：
有人問云：“此經多云‘即’，又多云‘則’，用此二字如何分別？”即，不離于此也；則，由之于此也。各隨文理語勢用之不同。
非曰：近有蓮社凈樂居士張承宣跋云：“‘即’、‘則’二字者，謹按高麗大安六年，以彼國之祖名稷，故凡經史之字，悉易‘即’為‘則’，避嫌也。至壽昌元年，詔刊此經于大興王寺，從沙門則瑜、德詵之請，仍還本文。或傳至中國，至有互寫。”然人有所問，知與不知，宜當實對，何苦肆為穿鑿！
從以上文字中我們可以得到幾個信息。其一，解空可觀在《金剛事苑》中從訓詁學的角度解釋了“即”、“則”二字的用法，但善熹認為解空穿鑿附會，他的證據是“蓮社凈樂居士張承宣”的跋。張承宣即宋代詞人張掄，生卒不詳，根據其在《全宋詞》中的小傳可推知他大約活動在淳熙六年（1179年）之前的江浙一帶，是虔誠的佛教信徒。善熹以這則跋文否定了解空法師的解釋。其二，翻檢史籍，我們不難發現這段文字是中國文獻中關于高麗國避諱字的最早記載，詳細說明了“即”、“則”二字在高麗需避諱的時間、范圍、方式，極具歷史文獻及語言文字學價值，宋趙彥衛《云麓漫鈔》也有類似記載，應當即來源于本書。其三，這段文字記錄了高麗與北宋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是研究高麗佛教及《高麗藏》形成的重要依據。其四，從版本學角度看，這段文字印證了我國北宋以來與高麗國的典籍流通，除了文化輸出，高麗刊本對我國佛典的刊刻也有多方面影響。
善熹的批駁用語十分犀利，讀來饒有趣味。如說解空法師“刻畫無鹽，唐突西施”，稱其“認橘作火”、“認雞作鳳”、“ 執石作珠”，都是很辛辣的。在佛教著作中，如此以專書形式加以直接批判，確實非常少見。此外，《辨非集》在辯駁之前，多引用解空法師《金剛通論》、《金剛事苑》原文，而這兩部著作皆已亡佚，通過本書才能略見梗概。這也是《辨非集》文獻價值甚高的一個方面。
如上所述，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辨非集》在佛教、歷史、文字以及宋代與高麗、日本的書籍交流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同時，站在文物收藏的角度看，宋版《辨非集》也具有極高的價值。
首先，這是一部流傳有序的宋版古籍。我們滿懷虔敬之心諦視這部歷經八百余載而流傳至今的經折，其紙質堅韌，刊刻精湛，墨似點漆，觸手如新。該經鈐印累累：卷端鈐“高山寺”朱文印一方，背面墨筆書“十九箱甲”，與《高山寺圣教目錄》所著錄的“第十九甲：弁非集一卷”吻合，該目錄1250年（宋淳祐十年）前成書，相當于我國南宋時代的書目，實物與著錄一致，極為難得。此經在高山寺秘藏600余年，明治時期始出山門，為《大日本校訂縮刻大藏經》的編者著名佛教學家島田蕃根收藏，卷端“吐佛”一印即為其藏章。此後，據佛教文物收藏家松田福一郎《不空庵常住古鈔舊槧錄》記載，知此經曾落入漢學家、藏書家寺田望南之手，最后才由松田氏收藏，鈐“不空庵文庫”朱印。大正元年（1912），日本學者據所攝高山寺本《辨非集》照片，將之整理收入《卍續藏經》，成為該書宋以來唯一的整理本。
其次，《辨非集》是一部我國漢文大藏經之外的單刻經（《不空庵常住古鈔舊槧錄》稱作“錄外經”），其特征是未入藏，故沒有大藏經千字文編號，紙張、版式及刊刻風格也與宋代大藏經不同，一望可知。日藏單刻經多存高山寺，極少流出寺外，國內近年單刻經偶有回流者，均為零本，缺佚甚多。《辨非集》則首尾俱全，屬單刻經完璧，至為稀見。善熹序作于姑蘇寶幢寺，故其刊刻之地當在江浙地區。從字體風格來說，更近于浙刻。高山寺所存同一時期的單刻經多為浙刻，也可作為佐證。
再次，《辨非集》于昭和十一年（1936）被日本文部省指定為“重要美術品”，故此經皮紙外封鈐有“重要美術指定”印，足見其文物價值。這是國內拍場上首次出現的日本舊藏“重要美術品”宋代刻本。日本戰敗后，“重要美術品”多被命名為“重要文化財”，如高山寺所藏宋版單刻佛經等書，已一概被定為“重要文化財”，為國家永久保存。《辨非集》能重回故土，實出于特定機緣，藏家自當寶之。
總之，高山寺舊藏宋版《辨非集》是一部極富學術價值與文物價值的珍貴佛教典籍，值得引起學術界和收藏界的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