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西泠春拍：古籍善本專場 五月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沈欽韓批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 外集十卷 遺文一卷 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傳一卷》
明東吳徐氏東雅堂刻本
2函16冊 白棉紙
半框：20.2×13.3cm 開本：27.6×17.1cm
作為唐代文壇盟主，韓愈的詩文流傳后世，彪炳千古。自宋以來，對韓集的校注、整理亦成果豐碩，其中清代乾嘉時期校勘家沈欽韓的貢獻占有重要地位。
沈欽韓（1775-1831），字文起，號小宛，江蘇吳縣人。嘉慶十二年舉人。與黃丕烈、阮元等交游。資秉極敏，為學甚勤，尤長于訓詁考證，所撰《韓集補注一卷》，是其校注韓集的一部專著，有光緒刻本行世。今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有他的多部手稿，均入列善本，如《漢書疏證二十卷 后漢書疏證二十卷》、《水經注疏證四十卷》、《蘇文忠詩集補正》、《王荊公集詩補注》、《三國志補注四卷》等，可證其在校勘文史經籍方面的深厚功底。另有嘉慶刻本《幼學堂詩文稿》，因書版遭毀傳世極稀，為清集中珍罕名籍。
本次西泠春拍中的這部沈欽韓批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 外集十卷 遺文一卷 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傳一卷》，其底本為明代徐氏東雅堂覆宋刻本，在傳世的韓集刻本中，公認以南宋廖氏世彩堂本最為精善，而東雅堂本的行款、版式、字體悉依世彩堂本之舊，雕鐫精良，最能傳其風貌。此本每卷末有“東吳徐氏刻梓家塾”牌記，版心下鐫“東雅堂”及刻工名，白棉紙刷印，品相完好。書中所刊小字注文以朱熹《韓文考異》為主，又截取諸家要語加以附注。
本書卷端有“文起手校”朱文印、“沈欽韓印”白文印，卷二首有“欽韓添注”，卷十末有“嘉慶戊寅三月十五日沈欽韓始校注”字樣，內有“欽韓按”及沈氏大量朱筆批注、評語、圈改，涉及詩文中地理、官職、名物、典故、音韻的考釋，以及對文章主旨、背景、人物的評析，所據經史文籍，旁征博引，同時又參照韓集的不同版本（如宋蜀本），也吸納了同時代學者如陳景云、顧嗣立等人的觀點，詳實精審，可補諸家注之不足。
對韓集的校勘整理，歷史上出現過兩個高峰：第一次是宋代，以方崧卿的《韓集舉正》、朱熹的《韓文考異》為代表；第二次在清代，以陳景云的《韓集點勘》為開山之作，后有王元啟、方成珪、沈欽韓等繼之。清代學者不滿宋人以意杜撰、“心解”詩文的方法路數，注重考證故實，因此清人的批校注釋是接近古典作品的最好的進階，可以讓現代人少走不少彎路，因為他們的辦法是以版本考校、文字考釋等樸學功夫為基礎，以經注經，以子說子，非不得已，絕不妄加己意。所謂實事求是的學風，乾嘉風氣最可垂范。這在沈欽韓批校的《昌黎先生集》中得到充分體現。
如卷二《此日足可惜贈張籍》之“中流上灘潬”句，原注曰：“灘方作沙，潬或作澤，郭璞曰江東人呼水中沙堆為潬，潬即灘也”。又接朱熹按語：“下句便有沙字，恐只當作灘，二字復出如上句言舟航之類”。對此，沈欽韓批注道：“河陽三城有中潬城，《元和郡縣志》言之詳矣。《一統志》中潬城在孟縣西南。今浹灘是灘潬，地勢宜兩用。朱氏全不考究，輒以熟爛講章文理繩之，韓公何意有此厄也。”書中類似的考釋，不勝枚舉。
沈欽韓所撰《韓集補注一卷》（有光緒十五年廣雅書局刻本），是他對韓昌黎集批注的匯總性著作，可旁證本書的價值。將此書與《補注》比對可知，沈氏在書中的很多批注并未輯入《補注》中，特別是對朱熹、沈德潛等人的駁斥、奚落之語，以及對韓文本身的結構、情感方面的理解與評價，或因不合“補注”之體例，在校訂時被刪減。但從學術和文獻價值的角度看，這正是此本的珍貴所在。
如卷二《駑驥》一首，沈德潛將其選入《唐詩別裁》，認為“駑駘”意指歐陽詹，言小人得志。此詩題名下原注曰：“唐本有贈歐陽詹”，沈欽韓特意在“贈歐陽詹”四字旁加紅線，并書按語：“此四字不可少”。沈欽韓認為，此詩乃韓愈“抒憤懣于知己也”，韓愈與歐陽詹為同年進士，又意氣相投，觀其所作《歐陽生哀辭》可證也，且該詩末句云“寄詩同心子”，“豈有既罵其為駑駘，而復云同心子哉”？沈德潛的說法“末殺兩君子之交分”，“一詩首尾意象不能通而妄肆瞽說也”。最后批評沈德潛“所選別裁集本不足齒數，其謬論流布已久，恐誤學者，特一拈出”。像這類言辭犀利的評語，在《補注》中是不可能見到的。
還有一些注解，可與《補注》互補。如卷五《送無本師歸范陽》一詩，“無本師”指賈島，史載他因騎驢“推敲”詩句而沖撞了韓愈，韓愈問明情況后，認為“敲”字為佳，遂與之布衣交。然關于賈島的生平記事，各類史料記載相互錯雜，莫衷一是。此詩的原注對韓、賈訂交始末已有詳細考辨，沈欽韓在此基礎上，引《長安客話》補充了賈島入仕前的故居及最終歸葬地等內容，為《補注》所無。又引《野客叢書》、《新唐書》、《唐摭言》、《唐遺史》、《墓表》等列數賈島沖撞京尹、忤逆宣宗等事，指出諸史記載中的矛盾之處，此內容與《補注》著錄的一致。《補注》中另有一段關于賈島任長江主簿的時間考證，此本中無，所據另有其本。
《清代學人列傳》載，沈欽韓“凡所注，率先寫于書，上下右左幾無間隙，乃錄為初稿；久之增刪復錄為再稿。每一書成，稿輒三四易”。可見，在他的《韓集補注》成書之前，有多個批校本，除此本外，尚有韋力先生藏秀野草堂本《昌黎先生詩集注十一卷》，內有沈欽韓通篇批校，卷首首行下墨筆題“吳 沈欽韓記注”，并鈐“文起手校”白文方印，卷十末有“乙卯歲三月八日竟此卷，欽韓”。乙卯為乾隆六十年（1795），沈氏年方二十一，而校注此本在嘉慶二十三年戊寅（1818），跨度長達23年，可見其治學之精專。另據晚清學者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遺稿云，曾得沈氏“初注手稿，寫于覆刻東雅堂本，行間眉上幾滿。沈病宋人所注率空疏臆測，故征引極繁富……”，但因缺乏進一步資料，尚不能判斷它與此本的關系。
從書中藏印可知，此書后為清中期書畫鑒藏家劉恕、近代韓愈研究專家童第德（1893-1968）遞藏。劉恕，一名惺常，號蓉峰，江蘇吳縣人，曾任蘇州知府。家世殷實，雅號收藏，晚年建“寒碧莊”（或稱“劉園”，即今蘇州“留園”）。而“劉園”之前生，乃明代萬歷間徐泰時所建“東園”。此徐泰時，在清初至近代很長一段時間內被誤寫成“徐時泰”，以為東雅堂主。直至二〇〇〇年《圖書館論壇》發表李慶濤《東雅堂本韓集再議》一文，考證“東雅堂”之稱始于徐封（墨川），而東雅堂本《昌黎先生集》的雕鐫應在徐封之子徐仲簡（芝石）時期，約嘉靖萬歷年間。徐泰時是徐封的堂侄，仲簡的堂兄弟。如此說來，此書經沈欽韓批校后，復入“劉園”，后又經韓集研究專家童第德收藏，還是頗有幾分宿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