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西泠春拍：中外名人手跡專場 五月三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今年是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1893~1980）誕辰一百二十二周年，西泠拍賣于此之際此次有幸征得了顧頡剛的文稿一批，大體計有三十七種，總共煌煌近六百頁稿紙，從學術的脈絡上集中地體現了顧頡剛古史辨偽、民俗學研究及國學研究、民間藝術保護等主要研究方面的成果。顧頡剛不僅是古史辨學派的創立者，同時又是中國民俗學的宣導人，并開創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若論其一生的學術成就，無論是他開拓的領域之廣，啓發的思辨之深，還是他身后的著作之豐，都令人高山仰止，難以望其項背。西泠此次收的文稿時間跨度大，其中系年者大致寫于1918~1937年，涵蓋了顧氏從26歲到45歲的前半段學術生涯；涉及范圍廣，從歷史、藝術到宗教都有所涉及，頗能體現顧頡剛先生學術思想的點點滴滴，其中多種文稿未見于《顧頡剛全集》之目錄，彌足珍貴。
2014西泠春拍：顧頡剛 文稿一批
部分著錄：《顧頡剛全集》，全62冊，中華書局，2006年。
說明：此批為現存極大量的顧頡剛文稿，大體計有三十七種，用“禹貢學會”、“文華閣”等稿紙寫就，總共煌煌近六百頁。且貫穿這位中國現代最著名的歷史學家大半生的學術生涯，涉及許多重要的史學著作，難能可貴。
顧頡剛先生名誦坤，字銘堅，號頡剛，祖上曾被康熙皇帝譽為“江南第一讀書人家”，故他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廣讀經典，對史書尤為銘心。他早年就讀于北京大學國學門，師從胡適先生，因受到梁啟超、章太炎的思想啟發，產生了批評的精神，又并受胡適、錢玄同研究方法的影響，奠定了對古史懷疑的精神，建立了辨古的研究方法。他最初留校于北京大學圖書館，亦曾在商務印刷舘編譯所專任編輯；二十年代初期，他提出中國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恰是一個背反”的觀點，并集結古史論辯文章，主持編印《古史辨》論文集，大膽疑古，將矛頭直指歷代相傳的“三皇五帝”觀念系統，一時之間振聾發聵，引起學界激烈論戰，一舉成名，曾先后受聘于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廈大國學研究院、中山大學歷史系、燕京大學。建國后還曾整理《尚書》，并在毛主席、周總理囑托下主持二十四史標點工作。傅斯年曾言道：“史學的中央題目，就是你這‘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你在這個學問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頓之在力學，達爾文之在生物學”，給予了顧頡剛極高的評價。
顧頡剛深研學術，但并非獨坐象牙塔的學者：他曾研究民歌方言，“五卅慘案”發生后以通俗歌謠的方式書寫反帝傳單，引街頭巷尾傳唱，愛國觀念深入人心；他研究社會學，曾親身帶隊進妙峰山考察進香活動；他在學院中深具影響力，但從不八面玲瓏，甚至因此與魯迅發生矛盾。此外，無論在哪一個研究領域，顧頡剛除了開疆辟土、提出重要問題、書寫論文專著之外，還往往組織學術團體，創辦學術刊物，出版叢書；一面整理、標點前人之有關著作，一面倡導、發起同人之考辨，同時兼顧提拔、獎掖后學之新進；其學術成就既能在一般社會民眾之中引起思想的震動，又能在學院開枝散葉。故而僅以君子孑立之身，竟每每在學界、文化界起到重大的推動性作用。
按照《顧頡剛全集》，我們將此批文稿分為古史辨、民俗學和寶樹園文存三類，以下就對文稿的情況作一簡單介紹：
（一）古史辨類
古史辨是顧頡剛學術研究中最核心的部份，也是顧氏在史學界影響最大的學說。這批文稿大體可分為十八種，組成較為復雜，多為《顧頡剛全集》目錄所無，按內容可分為古史考辨，古書真偽、內容和著作時間考辨及史實研究三類；按照形式則可分為文稿和史料整理抄稿兩類。
古史考辨部份的遺稿分別與顧頡剛的兩個重要學術論點相對應，其一是顧氏前期提出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其二是后期的“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前者提出層累形成的古史是各時代之先民塑造而出的，時代越往后的，反而傳說系統在時間上越發提前；后者則認為這種歷史的堆積主要是從劉歆為王莽篡位時塑造出的。這兩種觀點所針對的都是中國古已有之的三皇五帝傳說系統。在這批文稿中，“帝、王、君、后辨”相關文稿與抄稿主要就是針對甲骨文、金文以至先秦文獻如《周易》、《詩經》、《春秋》、《禮記》，及后期文獻如《路史》，通過其中出現的“帝、王、君、后”之字義變化，考辨在不同時期對帝王及信仰系統的不同認識。盡管只有在1936年發表的《三皇考》中，才集中體現了對“皇”和“帝”字義變化的研究，但對于這方面的史料工作之搜集，在顧頡剛1919到1929年的讀書筆記中可以發見許多相關的工作，已對這個題材進行了持續的整理與研究。《潛夫論中的五德系統》等文稿則是在“五德始終說”的基礎上進行的。古書辨偽部份的文稿主要是對《左傳》的研究法及相關的抄稿，以及對《詩經》的研究抄稿。史實研究部份文稿則是對兩漢到宋代的歷史、社會情況之查考。從這一部份的文稿中，可以了解顧頡剛考辨古史時選取、摘錄及分析、運用材料的基本工作法。
（二）民俗學研究類
顧頡剛早年考入北大預科后，曾經一度將戲園子為“正式課堂”，甚至想撰寫一部包羅古今戲劇的《戲通》，最后雖未成稿，但他的興趣一直不滅。1918年，他看到《北大月報》上由劉復、沈尹默二位先生整理的歌謠后，開始自己動手搜集吳歌，編纂成集。同時，由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對大眾文化藝術的提倡，他對地方歌謠、戲曲、民間傳說的演變等問題也產生了濃厚興趣；胡適《水滸序》中對故事的研究方法又深深影響了他，讓他意識到“研究古史也盡可以應用研究故事的方法”。顧頡剛在民俗學領域主要的研究范疇有三：吳歌、孟姜女的故事及神道與社會的研究。他倡導將民間歌謠、戲劇、故事、風俗、宗教和傳統經史之學置于同等地位進行研究，對民俗學和民間文學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本批文稿便是關聯到顧頡剛民俗學研究的重要范疇，包含四種文稿。孟姜女故事的研究是顧頡剛在民俗學方面樹立的一塊豐碑，文稿中的《孟姜女故事歌曲的甲集弁言》便是學界許多同人對孟姜女故事發生興趣后，寄贈顧頡剛的相關材料之出版物。《山歌序》則是顧頡剛關于吳歌史的重要論文。在《小說月報》“讀書雜記”欄目中陸續發表的十八篇關于戲劇和歌謠的短文則是帶有考據性質的小札。這些文章共同構成了顧頡剛先生對民俗學研究的面貌。
（三）寶樹園文存類
這一部份的稿件之原文基本上收錄于《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共有十五種文稿，寫作時間從1918年直到1937年，大體是在顧氏從26歲到45歲的前半生中完成的。“寶樹園”是顧氏先祖所建的花園，而顧頡剛先生在蘇州的故居即建立在此園舊址之上，是以其女兒以此為名編訂遺集，并遵照顧頡剛1949年自編的《上游集》體例，將顧氏的各種體裁之短文合輯入內。其類別按照學術、教育、邊疆與民族、文化、政治幾類來劃分，雖“多瑣屑之言”，但能反映顧氏一生不同階段的生活。稿件全部寫于“禹貢學會”的稿紙上，禹貢學會是顧頡剛與譚其驤共同發起，系開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之先聲的學術團體，1934年籌備，1935年正式成立，并出版《禹貢》半月刊，可知這批稿件抄寫時間應在1934~1935年之后。顧頡剛行文雄健淋漓，態度堅決，從不猶疑滯怠，并長于深入淺出地闡明自己的學術觀點和基本態度，誦讀這批文稿，尤可知之。
稿件中多序言文章，其中《北大國學門研究所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詞》是顧氏關于國學及學術研究基本態度很重要的一篇宣言，《震宗報十周年紀念號題辭》亦是關于回教文化、邊疆關系的重要文章，更是顧頡剛鋼筆手書的標準件。其余如為《國立中山大學語歷所研究所年報》所作序言、為學生朱士嘉《中國地方志綜錄》、李晉華《明代勅撰書考》等著作所寫序言，均能不同程度地反應顧氏在治學上的方向與觀點，以及他對藝術賞鑒與創作的觀點。而楊惠之塑像的反覆調查與考證，以及對友人陳萬里《大風集》等三部著作的序言，則反映了顧氏在藝術鑒賞、文物保護、民俗文化等方面的觀點與研究。
顧頡剛的學術活動與中國古史研究同步而行，他的研究也基本上代表了當時的學術研究方向。1926年，《古史辨》第一冊剛剛出版，美國學者恒慕義（A.W.Hummel）就意識到其重要性并迅速地將其介紹到美國學術界，1931年顧頡剛的“自序”也被翻譯成英文。在日本，顧頡剛的學說也有很大影響。許多不同國家的研究者都認同顧頡剛是中國史學領域開創性的學者，是那個時代最具有創見和前瞻性的思想者。
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一九二六年周刊》始刊詞中，顧頡剛曾說：“凡是真實的學問，都是不受制于時代的古今，階級的尊卑，價格的貴賤，應用的好壞的。”他還寫道：“我們研究的成績，或淺陋，或錯誤，這是無關重要的，因為一種學問在創始時代必不能免于淺陋和錯誤。惟其能在淺陋和錯誤之后再加以不斷地努力，自然能做到高深的地步”。書山之路如何踏穿，學術之海如何泛過，“真實的學問”又為何物，但看顧先生這一生的成績，便可領略一二。愿其文稿，在人浮于事的此世，能夠再次喚起人們對真實的學問之向往，這也是西泠用心推出這批文稿的景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