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批由日人脅川文近上款、時間跨度約在1911～1932年間的中日相關的文件，內容豐富，數量繁多，姑且按照形式內容將其分為地圖、信札情報、文件公函、便箋證明書、演說詞、清單帳表六大類。由于涉及到當時政治與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可以反映出中日關系在民國初年的狀況，體現出日本在外交政策上對華態度的雙面性，是中日關系新發現的一手材料，也可以說是中日關系史研究的一座小寶藏。
章炳麟、姚震、吳醒漢、陳以益、石光真臣、桂太郎、梅澤道治、大冢彪雄、平井晴二郎等與脅川文近往來書信及有關中日關系文獻一批
活頁夾三大冊，地圖一卷
說明：脅川文近，曾任北京駐屯步兵隊陸軍通譯，化名平井勘藏。他在中國的主要任務之一是收集青島等地區的情報。此批即為當時在中國活動之遺物。多存實寄封。記載脅川文近與孫中山曾有來往，這批中有既章炳麟、姚震等中國革命者的信件，也有如日本前首相桂太郎等大量日本政要，交往級別可見一斑。其中大量有關戰事之秘密筆記、手繪地圖等（包括一卷含有釣魚島的地圖），都是新發現的重要史料，是民初時期中日關系的最好體現。章炳麟一通事關護國運動。
首先，拍品中昭和七年（1932）由日本水路部發行的地圖可能會引起我們特別的注意，尤其因為其上列入“尖頭諸嶼”范圍內的“魚釣島”，正是近年來中日爭端的焦點——釣魚島問題。這份地圖表現的基本是1926年的航道，并增加了到1931年的水文數據，釣魚島附近的水文資料則是1915年測量的。在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后，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后，日本趁清廷無暇顧及之際，又竊取了釣魚島，這份地圖發行的1932年，正是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東三省后，成立“偽滿洲國”的時期。此時釣魚島已被其竊取，而又由于美國在1970年代將釣魚島“施治權”讓渡給日本，并且冷戰格局形成后擱置的策略，導致釣魚島歸屬權懸而未決，然而在冷戰早已結束的今天，這個問題的相關疑問和解決之道逐漸浮出水面，而且因為其歷史脈絡的歷歷可見，愈發明晰。
拍品中一通章太炎致松平領事的信札頗值得玩味。1913年，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后，章炳麟覺察其禍心，冒危入京，欲與其辨理，卻被囚禁在龍泉寺中。此后護國運動興起，愛國人士發動了對袁氏的討伐，1916年袁氏臥病嘔血，章炳麟才得到機會，通過其友人與日本海軍增田大佐等人之關系，著和服出逃，計劃從鐵路直抵天津，在自定年表中，他記錄了這一段出逃：“至期，日本駐津領事密攜憲兵迎于車棧。既發，未上車，偵者踵至，稱汝負我錢，何故脫逃。取指環及常弄古玉去，群曳以走，日本軍官與焉。領事所攜憲兵前進，奪軍官去。余被曳至巡警總廳。時世凱已病，警力氣亦衰，但促歸邸而已。”說明了在當天逃跑而未成，當時日本駐津領事特攜帶了憲兵在車站密迎保護章炳麟及隨行的日本軍官，但是后來章炳麟被偵探席卷而去，帶到警署盤問又被送回住所，故信中稱“關吏作慝，不果成行”。而這位當時默默迎候保護的正是這通書信的上款人，日本駐天津管理通商事物總領事松平。六月六日袁世凱去世后，二十五日章太炎順利抵達天津，同晚登舟發往上海。這通信札或許就寫于登舟之前，在“大難既夷”之后，對松平的“枉迓”深表感謝。
拍品中眾多書信的上款人是一位叫脅川文近，又稱脅川壽泉的日本人，此人曾與孫中山有過往來，但對其究竟是襄助共和，抑或貫徹日本在華的殖民政策并進行間諜活動，則并不十分明確。從這批書信中可以看出其與中日兩方面的聯絡。首先，脅川文近是以北京駐屯步兵隊陸軍通譯的身份來到中國的，并且他還曾在外務省出資經營的順天時報社工作。支那駐屯軍建立于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后，當時日本獲得了在中國境內駐扎軍隊的特權，占據了北京和從北京到山海關沿線的十二個戰略要地，開始實施侵華的大陸政策。《順天時報》則是1905至1930年間由日本駐華公使館創辦的、完全由日本人主辦的近代報刊，曾經在京城風靡一時，表面上持親華態度，但實際上也在廣泛收集中國的政治經濟情況，并調查中國的礦產資源。其次，脅川文近也在協助中國的革命行動。在與脅川文近往來的信函中，時任鄂軍軍務司長的吳醒漢寫道：“自敝國義起，閣下熱心襄助，經營一切”，吳醒漢曾加入孫中山創立的中華革命黨，并支持倒黎反袁的運動，事敗后屢次赴日，從信中可知脅川文近參與了支持中國革命的活動。并且，在“蘇杰”（亦為日本人化名）寫給脅川的信中，還可知他們曾經協助孔庚“脫出”，并支持了護國運動后山西獨立的運動。當時孔庚曾經通電反袁，被閻錫山免職。而在一批函件中還提到“最好能將金永炸死”，金永在當時是山西巡按使，負責山西全境的治安，并監控閻錫山的活動。
從松平領事為脅川文近頒發的“執照”來看，脅川文近曾被派往天津，并在去往天津前赴京兆直隸山東、陜西、陜西省等地方“游歷”，其實這是駐屯軍方布置的任務，令他旅行并寫調查報告，匯報陜西等各省省所在軍隊、行政官員及地方有力者對時局的態度及感想，亦有對內蒙地區及情況的調查報告。拍品中還包括了寫著“極秘”的“隱語表”，從其中可知當時在暗語中將袁世凱稱為“店主”，革命黨稱為“賣出商”，暗殺稱為“礦山”，駐屯軍隊稱為“燒酒”等。另外，一批購買軍需品、兵器和報賬的清單也可令我們一瞥駐屯軍及在華日執行任務的日本人當時的軍需和日用情況。
日本對中國的間諜活動在甲午戰爭之前就已有之，日本人在華開設間諜機關，以上至訪問官員，下至販夫走卒的形形色色面貌，訪遍中華大地，著名的《清國通商綜覽》便是情報整理的大成之作，甚至成為有關中國的百科全書，為日本侵華提供了大量一手數據。當時日本人對于中國一個村莊一口水井的情況，比本地的地圖測繪者更為了解。他們還制定了周密的暗語系統；興辦報館也是日本人慣用的收集情報之手段。拍品中許多手繪的地圖亦能體現出對中國地理情勢的搜集。
日本在民國初年的對華政策亦隨時處于變動之中，自辛亥革命前袁世凱掃清日本在朝鮮的勢力之后，日本人對袁世凱便恨之入骨；但南北和談后，袁世凱執政成為大勢所趨，日本也順水推舟，支持其上臺；1915年袁世凱稱帝后，日人又擔心其野心會造成證據的動蕩；護國運動爆發后，日本人加入了反袁的隊伍之中，但其態度一直搖擺不定，既支持袁世凱，亦支持革命黨，以便坐收漁利。在拍品的材料中也可以看出日人這種矛盾的態度：脅川文近本是侵華駐屯軍的通譯，但他又可以同時暗中支持護國運動和各省獨立，同時亦不忘情報的收集與聯絡。材料中還包括清政府在日本神戶建立的領事館新館落成時的致辭，以及對日本僑胞的通告等，希望他們能夠聯合中國一致抗擊英美帝國主義勢力，這亦是當時中國對日態度的一種反映。
中日問題從來就不是一個簡單的話題，在一衣帶水的鄰邦位置之下，從古至今共同的文化源流和相異的政治取向，導致了錯綜復雜的兩國關系及遺留問題。從西泠這次的拍品中，從當時活動在中國的這眾多日本人士的行跡中，我們或許可以撥除一些歷史迷霧，以足夠接近的距離，更加清晰地回到當時的情境之中，去了解他人，亦照見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