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永年·重要青銅器 碑刻專場
Lot796西周晚期·青銅鳳鳥耳尊
遞藏：1.田中源太郎舊藏。
2.出光美術館舊藏。
出版：1.《帝室博物館鑒賞錄·古銅器》圖版八，帝室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前身），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
2.《商周彝器通考》下冊第二七九號，容庚，中華書局，民國三十年（1941年）。
3.《殷商時代青銅器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覧(一) 圖版》第394頁，雜四，林巳奈夫，吉川弘文館，1984年。
著錄：4.《商周彝器通考》上冊第340頁，容庚，中華書局，民國三十年（1941年）。
展覽：5.“帝室博物館古銅器展”，帝室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前身），日本東京，1906年。
高：21cm 口徑：31.2cm
RMB: 3,000,000－5,000,000
《異物志》曰：“其鳥五色成文，丹喙赤頭，頭上有冠，鳴曰天下太平，王者有道則見”。鳳鳥為古人心中祥瑞之鳥，象征天下安寧，并為商族之圖騰。至周，鳳鳥雖不再載承殷商時期神圣圖騰的意義，卻仍為象征皇權的祥瑞。因而，商周時期飾有鳳鳥紋樣之器物都是級別甚高、彌足珍貴。本次拍品鳳耳尊即是如此，為日本貴族田中源太郎舊藏，日本東京出光美術館遞藏；并著錄于明治三十九年出版的《帝室博物館古銅器鑒賞錄·古銅卷》，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及日本著名學者林巳奈夫的《殷商時代青銅器研究》中。
參閱：安徽省南陵縣出土西周龍耳尊，安徽博物館藏
此類尊發現數量稀少，目前所知的相似器型僅存四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上海博物館曾征集到兩件龍耳尊，兩件基本相同，但最大直徑位于肩部，通體裝飾橫條紋，年代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據傳為皖南所出。另有安徽南陵縣團結村出土有西周龍耳尊，年代為西周時期，現藏于南陵縣文物管理所。第四件則為安徽省青陽縣汪村出土之龍耳尊，年代為春秋時期，現藏于安徽省博物館。四件皆為龍耳，鳳耳尊目前所知則獨此一件，可謂世之孤品。
西周晚期·青銅鳳鳥耳尊
珍稀如鳳耳尊，青銅巨擘容庚觀之，也嘆“獨異”。不似商周北地之器之雄渾凝重及強烈宗教神秘色彩，此尊一改傳統設計，造型中引入更加活潑之動物形象。以鳳鳥為耳，使形狀單調之耳美化成立體生動之鳳鳥形象，成為尊之靈魂。雖然中原也有動物造型之犧尊，但此類器物之動物形象并不突出及豐富，也不及南方青銅器般寫實生動。同時，南方青銅多動物立雕及其地所出立鳥多為扁平狀。此尊之鳳鳥呈扁平狀，昂首挺胸，尾羽低垂，雙爪卷縮，似停棲枝上，無不予人以形象靈動之感。正與南方青銅之風格不謀而合。
除卻造型上汲取南方青銅之自然主義表現手法，尊之主體紋飾也多沿用吳越地區常用之紋樣并深具其簡練之特點。鳳耳尊之肩部腹部主體紋飾皆為平雕變體雙體龍紋帶并邊飾以連珠紋。連珠紋雖然于中原商周青銅上也會出現，但多為完全空心之形態，此種圈中帶點之紋樣則多常見于南方出土之器物。足部則為獸目交連紋。線條簡約，獸目清晰可辨，卻難以確實判斷線條所代表之生物種類。此種非肖生之變形紋飾，在吳越出土之青銅器上大量存在，它的構圖基本相同，以類似的單位組成，或簡單或復雜。這些源于中原青銅文化卻又不拘泥于其之簡約紋樣，或許與完全不同之文化背景下，吳越青銅匠師，不求形似，不追求濃重之宗教意味相關。
上圖 ：《 帝室博物館鑒賞錄》出版書影，帝室博物館為東京國立博物館前身
下圖： 容庚名著《商周彝器通考》書影，民國三十年（1941 年）版，在正文中把此器定為西周
據考證，此鳳耳尊年代下限，應不晚于西周晚期。其一，出土情況可窺得，尊之變化式樣比較流行于西周早期乃至中期。其二，鳳耳尊肩腹之雙體龍紋盛行于商代晚期到西周中期及足部及獸目交連紋盛行于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時代。因為文化的傳播性，此類紋飾在吳越地區出現時間不應早于其于中原出現之時間。參考相似器型龍耳尊斷代，此尊年份當定為西周晚期較可靠。西周以降，逾三千年，然此尊傳承有序，殊為難得。尊之表面呈黑褐色，局部有藍綠貼骨銹斑，為典型之熟坑皮殼。此類氧化層非歷經百年傳世而不能得。這正與鳳耳尊于清朝時已東渡日本，入貴族田中源太郎之收藏這一史實相符。明治三十九年，此尊參加了帝室博物館（即東京國立博物館前身）舉辦之古銅器展覽。此展覽所展器物品類之全，等級之高，為當時罕見。其后鳳耳尊又入國際頂級私人博物館出光美術館收藏。出光美術館所藏青銅等級之高，為業界及藏家所公認。例如，二零一三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中，三件日本東京出光美術館舊藏商周青銅器均高價成交。如此脈絡清晰之重器，加之三本重要文獻的著錄，其珍稀程度不言而喻，尤值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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