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幕式現場

11月2日，由西泠印社拍賣有限公司攜手華東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共同籌措愈年的大型學術展“雪堂雅集：羅振玉、王國維的學術世界”在華東師范大學中北校區漢辦基地一樓（原物理樓）展廳拉開序幕。

開幕式由華東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員、本次展覽策展人之一丁小明主持，復旦大學教授陳尚君、著名版本目錄學家沈津、華東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劉永翔、華東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嚴佐之、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虞萬里、近代文史研究專家劉德隆、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張廷銀、復旦大學出版社首席學術顧問陳麥青、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善、獨立學者范邦瑾、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館員王亮、上海師范大學教授石立善、旅日學者陳捷、文匯報資深記者陸灝、上海圖書館研究員仲威、澎湃新聞上海書評記者鄭詩亮、金石收藏家田振宇、西泠拍賣中國書畫部及名人手跡專場負責人陸豐川、西泠拍賣書畫部樓望杰等嘉賓學者到場參加了此次開幕式。

展覽現場

研討會現場

開幕式結束后，嘉賓移步三樓會議室共同參加了題為《“羅王之學”與現代中國學術之流變》的學術座談會并以各自的學術視野就“羅王之學”的各類現象及相關問題進行討論和發言。
此次西泠拍賣與華東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的攜手合作是學術活動在當今市場與學術環境中一種突破性的嘗試，在兩方協作進行藏品資源整合的同時，也讓拍賣行為得以承載更多學術交流價值。

 
“雪堂雅集：羅振玉、王國維的學術世界”現場嘉賓合影

據悉，此次展覽持續至11月10日，展覽結束后部分展品還將在今年西泠秋拍集中亮相。 

雪堂雅集-圖錄封面

雪堂雅集-題字及目錄

2018西泠秋拍

12月16日 

A廳 14：30

雪堂雅集：羅振玉、王國維的學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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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二維碼，查看專場圖錄）

《“羅王之學”與現代中國學術之流變》學術座談會

嘉賓發言

1.復旦大學教授 陳尚君

我看這個展覽的時候覺得是嘆為觀止的，可以看到那代人的學問、修養、意識、造詣、生活、追求等等等等，我們可以向往、仰望他們，也可以讀他們的書，但是理解、讀懂他們，甚至向他們致敬，想要追隨他們的足跡，將他們發揚光大。展覽中的主體部分應該是日本回流的東西，保存的非常好，通過這批展品，我們可以看到羅、王兩宗當年在日本的學界、政界的交往，以及藝術、學術的交流，這些都是形成羅、王能夠在清末民初時期中日兩國影響深遠的因素。羅、王兩人在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上對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的轉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王國維是做了一系列開拓新學術的重大影響的論文，羅振玉則是收集、保存、整理、出版了一系列面臨被毀滅被遺失的學術材料，對學術轉型的意義非常重大。（開幕發言）

這次展覽的展品數量之豐，內容之精彩，都讓我大開眼界，也有很多可以值得研究的問題，比如說董其昌的家書，內容反映出一個家族關系和家庭里孝道的問題，雖然羅振玉的跋只有兩行，但這件東西的價值非常之重大。圖錄中也有相關的論文，這對上海史的研究很有幫助，仔細研究的話對學術研究也會很有幫助。對于近代學說幾個主要的流派：章黃、羅王與胡傅，還有其他，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羅王學派，特別是王觀堂，是從經史子學向現代文史和語言學等全面轉型過程中起到的作用，我覺得是“中國近代學術第一人”，因為他解決問題之多，解決得直截了當，如果把王國維和陳寅恪相比較，王所涉及的方面更廣，像講殷周制度、《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以及其他的一些問題，從上古一直到蒙元史。我最近也是因為教唐宋詞的緣故，對于王國維“花間詞”及校勘的《唐宋二十家辭集》有所了解，他的文本有特殊地方和自己的理解。當然他們最大的成就還是在于甲骨、青銅器等方面新的史料的發現，對于傳統學術重大的改變開了一個先河，新史學的奠基，羅王學派所顯示出的學術寬度和學術深度，至今都應該被學習和發揚。

羅振玉藏印的大量文獻，完全已經不是傳統的學術立場，而帶有西方學術進來以后全新的視野，是抱著“先人生活所留下來的任何片段都是具有史料價值的”這種立場去做的。就比如說，我是做唐代文史這方面，羅雪堂所印的各地所出土的墓志，我知道他的冢墓遺文有九、十種，有初編、二編、三編和四編，五編沒有來得及印，稿本都是在的，那時候雖然沒有很好的影印技術、拓片和論文，但是羅雪堂這批東西的數量之大、印刷之及時以及墓志信息的基本傳達，特別是他對于墓志的錄文，是非常之忠實的。他所印的《唐昭陵碑錄》有兩個版本，民國之后的版本增加了《昭陵碑錄補》，羅振玉對于石碑上缺損的字和筆畫都進行了認真的校錄，所以這個高度（無人能及），后來九十年代三秦出版社印的《昭陵碑史》有原石的照片和錄文沒有用羅振玉的版本，所以遠遠在其之下。

所以我一直都認為，羅振玉做這些工作是有助手的，而且從清中葉以來，普遍的風氣是幕府養學人，羅振玉的情況我們尚不清楚。但是他所印的大量文獻所涉及的方面之廣，公布的史料之多，對學術研究的價值（可想而知），比如說漢魏兩晉以來銅鏡的名字節錄，還有魏書的考證和校定，這就是學術觀念，新學進來以后，中國的學術是向多元發展的，從王國維到陳寅初，就可以看到新學影響之下的中國學術轉型：陳寅初的學術更多的關注中國傳統觀念和四夷的觀念，中古文化所受到的西域文化的影響，雖然是很重要的方面，但羅王向我們展示的包括敦煌遺書的整理和發表，是向我們展示了中國社會最頂級的精英階層朝廷大事，一直到民間的日常之瑣事，都是具有學術研究的意義的，都應該刊印出來，供多方之用，影響百年，至今不衰。到現在為止，《羅雪堂全集》里有些都是沒有收錄的，期待新版本。

2.著名版本目錄學家 沈津

第一，針對本次展覽所出版的這本圖錄，作為華東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和西泠印社拍賣有限公司合出的一本學術圖錄，非常有學術價值，這是一種新的出版圖錄的模式。第二，展覽中最有學術價值的應該就是那些沒有公開發表過的信札，特別是董其昌早年的家書，所以這就可以給研究董其昌早年生活提供第一手材料，我看了一下這次展覽中的這些信札，非常有用，涉及到清末民初很多學者，包括清代的遺老，這些東西反映出學術、生活、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材料，這些一手資料如果能提供給相關的專家進行研究，將是非常好的。

在進入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迎面的墻上面就掛著一幅羅振玉1931年寫的“擁書權拜小諸侯”的篆字牌匾,1986年我在哈佛做研究的時候我去哈佛燕京，那時候只是拍過一張照片，沒有細究，所以我在給《明報月刊》寫文章的時候也只是寫了這樣一段話；1992年，我又在哈佛燕京，這次我認真研究了一下這句話的意思、出處、寫的時間（1931年）。這句話，出自《魏書》卷九十《李謐傳》，原文是“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南面”者，指地位之崇高；“百城”者，指土地之廣大。羅振玉則用以喻哈佛燕京藏書之多，就像古代中央政權所分封各地的諸侯一樣尊榮富有。（在此之前，有清代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沈德潛自題對聯：“種樹樂培佳子弟，擁書權拜小諸侯”。后來，阮元為著名藏書家汪士鐘建在蘇州閶門外山塘的書齋“藝蕓書舍”寫了這一聯：“種樹似培佳子弟，擁書權拜小諸侯”。）在歐美地區來說，已經成為美加地區學者研究中國，做漢學的一個基地，當初就是裘開明請羅振玉寫的，而裘就是哈佛燕京圖書館的第一任館長，圖書館建于1928年，這么多年以來，這幅字一直懸掛于那里。我以為，這樣的書法作品的懸掛，某種程度也是對羅振玉所取得世界級的學術成就與影響的認同。

3.華東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 嚴佐之

在展覽令我目不暇接的展品中，我有幾件特別感興趣的，像王國維《曲錄》的稿本，我剛聽說我們國家在編百部傳世經典著本，其中就有《曲錄》，這個原稿是很重要的參考。還有就是陳寅初先生未發表過的日記本，和王國維晚期的手稿，都很難得。第二點就是，我們應該向雪堂老人學習，既能夠收藏，也能夠研究。像沈老師剛剛所說，每一幅字畫背后的故事都值得收藏者和學者進行研究，來激發出藏品的藝術性、歷史性之外，它在歷史研究上起到的點滴應用。現在后世對于羅、王兩者的研究差距較大，實際上我們可以打破歷史的界限，更加深入，所以我希望這樣一個展覽能夠推動羅王研究，推動近代學術史的研究。第三就是雖然我們華師大古籍研究所在九十年代就有跟拍賣行合作的先例，因為我覺得拍賣行也是進行文化傳播的一個渠道，可以讓我們單純的學術研究的眼界更加開闊，學術研究說明文獻的重要性，而絕非單純的推動市場價值的攀升，但當時給我的感覺并不好，好象我們只是為拍賣行站臺宣傳而已。但是這次活動西泠拍賣這次的行動讓我重新看到了這個問題的正確思路，說明我們二者對于文獻的傳播的初衷是一致的，看到了我以前的這種理念在你們身上的體現，以及產生的效果，我希望這種合作可以繼續下去，開出更好的花朵。

4.華東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 劉永翔

我是之前跟胡邦彥（音）先生學文字學的時候知道羅王的，當時考試的時候我還寫了一個駢文的作業，上面有一句“羅王考釋，上通百代之窮”。之后就是對王國維比較感興趣，羅、王二人都可以稱之為“大家”，不能以“專家”之名限之，就像孔子一樣“博學無所成名”。我也就是研究其中的一種，比如王國維先生研究過周邦彥《清真先生遺事》，其中提到“先生家世錢塘，至父祖以上無考”，我正好偶然看到有本書說到周邦彥的祖上，《凈德集》里有周邦彥父親的墓志銘，我是為王國維先生做了一個補遺。我跟羅、王兩家也頗有緣分。

在剛剛的展覽中，我最感興趣的是：王國維批校《顧炎武全集》，《顧炎武全集》當初是我們所整理的，如果能看到這個批校，相信我們的整理工作會完成的更加出色。一個人的著作如果常常被后人提到，那就是真正的不朽了，羅王就是這樣的兩位大家，我希望看到《羅振玉全集》的出版。

5.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虞萬里

第一，雪堂羅振玉先生在當時的環境下，以個人的力量整理出版了涉及那么多領域的著作，留下了140冊著作，可謂是“古往今來第一人”。第二，羅振玉在慧眼識珠方面，發現并提攜王國維這樣的青年才俊一起做研究，從上海到京都，“承其大，取其精”是沒有人可以超過的，觀堂很多東西都是跟著羅振玉在做，后來為什么研究“籀文”，特別是西土古文和東土古文，一直到我們后來竹簡出土了，我們才承認他這個觀點，其實就是他在給雪堂抄《殷墟書契考釋》一書時發現了他引用段玉裁引用了《說文解字》序里面的一個說法，又來上海哈同就職在船上的發現這個問題，再研究“籀文”和“三體石經”，再研究二十年代興起的轟轟烈烈的研究“石經”的運動，所以羅王以前的“石經”研究一半是學術，一半是古董商的行為，直到羅王，才真正建立了“石經學”研究體系。

最近我編過一個七朝石經的大家研究的相關成果，有關二十世紀石經研究的介紹，說幾個小問題。前面都是古董性的收藏石經，近代的第一塊《三體石經》出來，所有的人都說是1895年，據我考證應該是1892年（光緒十八年），這個有丁樹貞（音）的章為證，為什么在1916年，王靜安從京都回來，重編的《為石經考》，他跟羅振玉談到的殷墟書契的字體，才去研究籀文，接下來就研究古文，這樣一來，他才關注了《三體石經》的第一塊，我們現在看到的《觀堂集林》中的《魏石經考》有五篇，這也奠定了現在研究石經學的基礎。從1916年到1922年12月份，在洛陽出土了最大的三體石經最大的一塊，我們在展覽中看到的從中間破開的拓本，觀堂做了一個跋文。之前沒破的說是流傳下來的拓本有十幾張，現在上圖收藏有四張，在故宮的是馬衡捐贈的，有馬衡的跋，還有王國維的一首詩收在《全集》里的詩。

我的結論就是，熹平石經羅振玉是第一個看到，只是最后一個字他沒有看到，所以他只寫了兩行字的跋文，他跟徐森玉說了以后，馬叔平肯定知道，所以在兩個月之后發表了這樣一篇文章。

6.近代文史研究專家 劉德隆（羅振玉曾外孫）

大家可以看一下《羅振玉家族關系示意表》，現在來說，除了朱松齡很難有人再做出來了，感謝各位學者和西泠拍賣能夠出版這本對我們家族來說意義重大的圖錄。我們這幾年也一直都在致力于“搶救”那些八十多歲的老先生的珍貴資料，想做的人很多，但是不一定都能做，對于年輕學者的傳承也很重要。

7.北京語言大學教授 張廷銀

非常高興來參加這個活動，第一是見到了很多老先生，第二是看到了不少我自己感興趣的展品，比如書信內容，還有題跋內容。希望各位學者可以把展覽中的這些新資料做一些學術整理和研究，這些可以為我們解決一些學術問題提供，在展覽之后有一些學術成果。我有一個自己的認識，可能并不正確，就是羅、王是一個學術共同體，兩人共同開創了一個學術流派的局面，羅振玉是旗手，王國維是干將。所以這次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所和西泠拍賣的聯合，也是一件相得益彰的事情，搞學術研究的遇到了做收藏的。

8.復旦大學出版社首席學術顧問 陳麥青

首先感謝主辦方呈獻如此高規格的展覽。從我自身來講，我個人認為學術的發展必須依托史實“材料”的發現和發掘，當年很多學者的觀點和學術成就的取得都是建立在敦煌的發現、甲骨問世、西北漢簡的出土基礎上，他們趕上了好時代，單單是那些材料的發現就足夠后面的學者研究一生甚至足夠數代人的持續發掘。現在我們這個時代就沒有這么多“材料”的集中發現，所以新材料只能來源于兩個地方，一是圖書館、公藏機構的長期收藏卻未曾系統化整理的“材料”，這批“材料”已經被陸續整理，這種資料的整理進度由公家來掌握。另一個是民間收藏和發現，不必諱言商業，很多“材料”的出現正是因為這些“材料”被市場化、商業化的緣故。我以前專門寫過一篇文章，就是講拍賣公司拍過的國寶級的拍品資料應該印刷出來，供學術界研究之用，我很高興的看到在商業化運作的過程中，商業系統和民間收藏的保護文獻意識逐步提高，由此也可以斷定中國的學術研究領域隨著“材料”的不斷出現，還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雖然現在還處于這方面保存和研究的初級階段，還有很多不符合學術規范的地方，但是隨著專家學者的參與，隨著人們的不斷關注，這些研究會越做越好，功莫大焉。敦煌的發現、甲骨的問世那是千古難逢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們能注意到很多未被發掘的“材料”的價值時，這些“材料”必會給學術界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這次展出的信札中有些已經做過研究，像羅振玉致金頌清的信札，丁小明就在《歷史文獻》上已經結合上海圖書館藏的信札全部整理了，我很有興趣，而羅振玉致寶熙的就沒做過，當年他們之間就是買賣，這中間涉及到很多中國近代重要藝術品的流動軌跡。這些年來，拍賣領域出現了不少極為重要的、具有很高研究價值文獻“資料”，我曾經關注過一段時間，還專門寫過一篇文章，希望能從學術的角度把拍賣市場出現的重要資料，按照一定的分類進行匯集來補充公藏機構的文獻收藏。

9.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 陳子善

非常榮幸能來參加此次活動，羅振玉、王國維可謂學術界的兩座高山，每次與之相關的展覽、學術活動我都能從中獲益，這次更是受益匪淺，通過這次展覽讓我大開眼界、大長見識。

這次展覽的第四章是甲骨四堂，那就肯定要說到郭沫若，我們這次展覽里提到兩件東西，《屈原》相關批改稿我都是第一次看到，其中有一個地方是體現出他的自信，關于他的見解，旁邊加了一個注，做了一些批改，說明五十年代初的郭沫若還是知道藝術價值的。

此次印制的展覽圖冊內容豐富、注解詳盡，很多內容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對我來說意義非凡。所以我要感謝西泠拍賣，感謝你們采用了一種新的方式把商業拍賣同學術研究勾連起來，把有拍賣領域那些具有重要文獻價值、學術價值的藏品用一種別樣的形式呈現出來，為我們的學術研究、文化積累起到積極的推進作用。

10.獨立學者 范邦瑾

我父親的這件藏品是日本學者松崎鶴雄過錄的羅振玉收藏的王國維《水經注校》稿本，從這件藏品可以看出中日學者之間的交往。王國維《水經注校》的原本現在收藏在長春的吉林大學圖書館，1984年出版了臺印本，2009年《王國維全集》里有收錄。松崎鶴雄過錄的《水經注校》與原稿一樣，是用萬歷四十三年李長庚刻，朱謀晗(土韋)撰作為底本，朱墨兩色抄錄，墨筆是宋刻，朱筆是孫前夫（音）的校本，書眉的墨筆是明抄本，全書的末尾有筆墨題記兩行，是松崎鶴雄寫的：昭和十六年（1941年）十一月見喬川時雄所藏王靜安《水經注校》手校本謄抄，十一月二十三日……。喬川跟中國學者來往非常密切，他與王國維交往較多。松奇跟王國維認識也是喬川介紹的。

松崎鶴雄1908年來到中國，1940年來北京可園（現在是全國文保單位）居住，這本書就是1941年在北京完成的，日本投降后松崎回國，這本書沒有帶走，便留在了中國。這本書除了有王國維的批校之外，還標注有64條用朱墨兩種筆跡書寫的署名“雍安”的校語。這些標注為“雍安”的校語，緊貼王國維的批注，行文比王字略低，對王國維的批注進行了補充和訂正，字跡是松奇的。我推測“雍安”當為橋川時雄，松崎鶴雄過錄時一并把他的校語抄錄下來了。

王國維《水經注校》除了松崎鶴雄過錄的版本之外，還有幾個版本存世，我見過的加上這本共有三本，其余一本是趙萬里的過錄本，2014年中華書局影印出版、還有一本是佚名過錄的版本，收藏于首都圖書館。這一本的不同之處是多了喬川石雄的案語，別具價值!

11.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館員 王亮（王國維曾孫）

華東師范大學是王國維研究的重鎮，幾十年來一直致力于王國維著作的整理，成績斐然。丁小明先生也在從事羅振玉相關問題的研究并在整理羅振玉年譜長編，蕭文立也在做這件事，我很期待這些成果能早一點面世。這些成果必會對王國維的學術研究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此次展覽的圖錄，內容豐富，極為精彩。很多材料在此之前我都沒有見過。比如說金梁的《王國維傳記文稿二種》里面對羅王的學術有一個評判，由于他與羅王關系密切，我認為他的評判是非常有價值的。我之前也引用過這些觀點，但是時間久了，無法查找到原文的出處，撰寫正式文章的時候就沒辦法使用，今天終于看到了原話的稿本，對我個人來說非常有用。在羅振玉很多著述的出版過程中，王國維做了很多輔助的工作，同時王國維最后的總集身后出版又是羅振玉親力親為的，羅家子弟也做了很多實質性工作。裘錫圭（音）先生研究過的《國史新證》就附錄了好幾篇王國維金石學考證的文章，他發現和《王忠愨公遺書》收錄的很多文字的字形有不同之處，他猜測是羅家子弟在編輯時根據自己的認識做了些改動，應該是糾正了王國維手稿的一些錯誤。但是我覺得很多也不是很符合王國維先生的原意，如果我們能把王國維先生的原稿和歷次出版的文本比對一下，還是很有校勘的價值。

包括趙萬里先生編的《遺書》，到再后來出版的全集，都是沿用羅振玉編輯的內容。包括羅振玉個人的記述中比如《兩浙刊本考》提到，他偶爾看到一本宋版佛經是觀堂生前寫文章時沒有看到的，就直接把它補錄進去。對王國維文本的改動，如果羅振玉自己沒有提到，我們是不太容易發現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王國維大量的手稿以及批校本具有很高的影印出版價值。民國時期，因為條件限制，很多只能用過錄的方法進行批校，趙萬里過錄過顧亭林的集子，松奇鶴雄過錄過《水經注校》批校，這些原本都在國家圖書館和吉林大學，我覺得如果在適當的時候能夠出版一本王國維手稿或者批校本的集成，那么對于王國維的研究，包括羅振玉的研究都有很大的作用。

12.上海師范大學教授 石立善

我簡單談一談多年來閱讀羅王，尤其是羅振玉著作的一點感想。此次展覽是我最近兩年看得無數展覽里面非常精彩的兩次展覽之一。這兩次展覽一次就是今天的這個探討價值的羅王展，還有一次就是在日本的國立民俗博物館舉辦的一個“年號”的展覽，這也是世界上第一個以年號為主題的展覽，它是以一國之力，國家國立博物館搜集到的資料和幕府的寫本。

這個展覽的第五章是“海外神交”，專門是海外學者的交流。羅王學問之大，亙古爍今，每個人只能從一個方面進行描述。我今天就從羅王東渡日本之后對京都學派的影響這一點談一下自己的看法。羅振玉先生在大正八年，也就是1919年離開日本之前，把自己的府邸委托給狩野直喜和內藤湖南賣掉，羅振玉在給他們的一封信中說道：弟去國以來，萬念俱灰，唯傳古之心未嘗衰。羅振玉在日本期間與日本學者、財閥、官員交流頻繁，也正好趕上了西學涌入，國學傳播，西洋文明與東洋文明相互碰撞的難得時期，很多世家、寺廟、古剎所藏的古書、寫卷紛紛面世。比如，和尚偷偷帶出《禮記疏義》（音）的殘卷，賣給東京琳瑯閣（書店），后被田中光顯所收，現為早稻田大學所收藏。當時羅振玉看到這個東西非常感動，用先進的技術珂羅版進行影印，現在也非常少見。天時地利人和讓羅振玉看到大量有價值的資料。這對于我們后世的學者來說，如果再見這些會很困難，因為日本政府在195幾年的時候，指定了大批國寶，我們就只能看照片了。

羅振玉賣掉府邸后回國，所得資金捐給了京都大學文學部，他們用這批資金影印了羅振玉認為非常重要、極為難得的古籍書卷，比如是日本唐抄的、卷抄的《毛詩單疏本》（音）《文選集注》，共有十集。這份影印工作一共持續了20年才完成，因為原藏者不是貴族就是巨匠，他們不愿意公開。這批線裝書在日本近代影印書里面成為非常經典的書種之一，至今對日本古抄本、古寫本的研究起到了里程碑式的奠基作用，包括我本人也受惠于這批資料。

神田喜一郎曾經說過，羅王的東渡對日本京都學派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無論是敦煌、戲曲還是《水經注》甚至日本古寫本、日本漢籍的研究，都受到羅王兩位的鼓吹和鉆研，起到了相互影響。日本古寫本研究有一個傳統，這一傳統是從江戶的中期開始，到后期的時候，狩野一齋、森立之、島田翰他們都在做這方面的研究，其中成就最大，刊刻最多，題跋學術精深的當屬羅振玉先生，舉世無匹。這樣影響到了王國維先生，王國維在《觀堂集林》里面就有幾篇日本所藏的古抄本的研究。可以看出來羅振玉在京都時代所做的學術貢獻的一面，足以讓后世學者收益非凡。羅振玉的故居在京都，“永慕園”現在只剩下一個紀念碑了。

我也曾在日本多年留學，今天懷著對羅王二位非常恭敬的心態講一點自己的想法，謝謝大家。

13.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 陳捷

我的博士論文是做清人如何訪書的學術交流歷史，除了楊守敬這樣的學者，我們都忽略了一個中日交流的商業渠道。百年之后，今天我看到這個展覽，我感覺意義非凡。很多展品都是首次露面，甚至有些是國外回流回來的，也正是我們國運昌盛之后文化振興的一個重要體現。羅振玉作為一個兼具學人和商人的身份，在中日文化交流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影響了日本人收藏中國文物的價值取向和價值標準，和很多近代流入日本的文物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日本人長久以來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宋元時期、江戶時代傳入日本的東西和辛亥革命之后傳入的東西在審美上存在巨大的差異。

我之前在整理犬養毅收藏的羅振玉寫的一批小紙片，上面就寫著羅振玉告訴他，你收購名人尺牘的時候應該注意的事項，羅振玉影響著國際藝術品市場。日本是一個很重要的藝術品市場，很多藏品都是通過日本再流轉到歐洲、美國等地，此次展覽出現的很多名人尺牘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真心希望（羅振玉致寶熙信札）這批資料能夠盡快整理出版，讓更多人能夠看到，這樣對我們了解中日文化交流，了解中國藝術品的在世界的流轉過程具有極大的幫助作用。

14.文匯報資深記者 陸灝

這個展覽非常精彩，在座各位都是學術領域的專家、學者，我是一個編輯，我就說一下我在工作過程中有一件跟羅雪堂先生有關的小事。90年代初，我跟上海的一批老先生交往甚密，有唐振常先生、周劭先生、鄧云鄉先生、金性堯先生、陳子善先生等吃飯聊天。來往之間談的最多是明清之間的一些掌故，這些老先生對清末諸事非常了解，如數家珍，很多故事。有一次，鄧先生就說他有一張老照片，照片里有一個大胡子是梁鼎芬，另一個不知道是誰。鄧先生去世后，我就約周立安先生的稿，他就在00年的《萬象》上寫了一篇《幕府奇人梁鼎芬》，講了梁鼎芬的故事，并附了這張照片，文章發出來以后，收到了羅繼祖先生的一封信，說另外一位就是羅振玉先生。后來他又寫了一篇《羅梁之間》，寫羅振玉和梁鼎芬之間的關系，說到這張照片是1919年，羅雪堂從日本回來，他要住在天津，當時有一個叫趙世俊是個書法家，跟他說，你到北京來吧，我這兒有個房子蠻好的。羅雪堂就去北京看房子順便去看望病中的梁鼎芬，梁鼎芬跟他說了很多包括張勛復辟之類的事情，想請羅振玉也去做宣統的老師，因為不想像謠言一樣接替梁鼎芬做皇帝的老師，所以羅振玉就沒有搬去北京居住，梁鼎芬也于當年十月去世了。話說回來，這張老照片后來就給了我，照片上有一個齋號“葵霜閣”，是梁鼎芬的藏書樓名字。

其實不只是那些老先生，對于人們來講，長期以來大部分國人對羅雪堂是不了解的，大部分認知都是偏向負面的，比如逼死王國維等不堪啟齒的事情。但是最近20年情況大有好轉，人們對羅振玉的關注越來越多，研究也越來越全面和客觀。羅、王二人的認知度之差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來自于王國維后來在清華國學院有學生，學生對老師的宣傳有很大的作用。

15.澎湃新聞上海書評記者 鄭詩亮

隨著技術的進步，信息獲取技術越來越方便，大家也在擔心一個問題，那就是隨著信息量的爆炸式跨越，人們會不會對紙質媒體和中國的傳統文化越來越失去關注和缺少熱情，發聲的渠道越來越窄。然而通過我們媒體這么多年的實踐證明，這一點大可不必擔心。除了年齡大的人一如既往地關注羅振玉、王國維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之外我們發現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對傳統文化非常有興趣。通過今天的展覽，我發現羅王兩位學者還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去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包括他們同海外漢學者的聯系，包括一些新發現的文獻資料都這的我們去關注和傳播。

16.金石收藏家 田振宇

我跟羅振玉算半個同鄉，我比較喜歡研究金石碑帖，而羅振玉在碑帖領域又是一個影響極大的學者。這幾年我一直在關注唐朝歐陽詢的《化度寺碑》，在搜集資料的時候發現除了乾嘉時期的翁方綱對這個石碑有個專著之外，羅振玉對其非常關注，從羅振玉19歲第一本著作《讀碑小箋》里面就有對這個碑帖的記述條目，提出王昶的《金石萃編》里的有些觀點是錯誤的，到晚年的《石交錄》，期間多有對吳湖帆《化度寺碑》的見解出現。50多年的時間里一直沒有間斷過對一個唐碑的關注，其間他的觀點也在不斷變化，從跟從翁方綱的觀點，到敦煌本的發現，羅振玉一直在修正自己的看法，確定了敦煌本和吳湖帆的王昶本都是唐石原刻，形成這個觀點，中間經歷了很長的一個過程。從這個梳理過程我們可以感受到羅振玉求實求真、治學嚴謹的精神和態度，這對后世學者具有借鑒和模范作用。

17.西泠拍賣中國書畫部及名人手跡專場負責人 陸豐川

首先，特別感謝各位學者專家對這次活動的支持與肯定。在我讀書時期，歷史學家卡爾的一句話影響我很深，他說要知道歷史就要先了解歷史學家，要知道歷史學家就要先知道他的知識環境。作為從事拍賣行業的人來說，往往能夠同時接觸到不同門類的實物，我一直想把各個門類的藏品和資料匯整到一個主題當中，以恢復當時他們所藏、所見，推想所思。

雪堂公在各個方面都很出色，有很高的水準和豐富的材料，‘雪堂雅集’這個話題也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值得我們探討和探索新的展示方式。所以我把第一章特意拿出來，一切從他們所藏所見的展開話題。通過雪堂為中心的雅集活動來理解王國維，也更還原當時的情境。然而，這并不是說有了這些少數他們所藏所見的東西，就能窺見全璧了，但是卻可以體會他們的基本趣味。作為我們這代人，從小可能并沒有中國古典文化的扎實功夫，所以理解趣味反倒顯得重要，這也是拍賣公司具有藝術教育的意味。

我也一直在思考，拍賣公司應該有什么樣的社會職責、應該放在什么樣的社會角色，我覺得它至少要圍繞一個‘文化中介’，把從各個渠道搜羅來的‘材料’貢獻給需要的人，需要的學者、需要的藏家，真正能夠理解它、保護它的地方。而從收集、整理、研究到公布的漫長過程，是非常需要由學界參與，由一級市場等整個藝術機構共同鏈接而成的。

18.華東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員 丁小明（學術主持）

謝謝在座各位專家的賜教，精彩紛呈，信息量也非常龐大，可以說是一次以羅王為中心的近現代學術史話題的“華山論劍”，可謂益我良多，作為本次展覽的策展人之一，我來談幾句我所理解的羅振玉。記得20年前，我讀到張舜徽的《中國文獻學》，其中對羅振玉有這樣的一段話評價：

在中國的社會里，從來喜歡藏書者未必能讀書，能讀書的未必能下手做系統的研究工作，卓然有所發明，即使兼有數者之長，也未必能以私人的財力來印布書籍，留待后人整理。羅氏一生在這些方面做了相當多的功夫，為成為我們近代卓有功績的史料搜討者與傳播者。

這段話當時對我影響很大，也引起我了解甚至研究羅振玉其人其學的興趣，其實我后來發現這段話的前半部分是借用的錢大昕為盧抱經《群書拾補》一書所作序文，但是張舜徽將錢對盧的評價移到羅振玉身上更適當，羅振玉可謂是一個至偉至大的學人，他在世界學術史上都應有相當高度與影響。而今天在這里，除了評價羅振玉的個人成就與貢獻，還有一個必須面對的話題，那就是如何給以羅王為核心的這一“羅王之學”及學派進行學術史上定位，當我們審視中國近現代學術史時，我們發現影響最大的無非是以章黃、羅王、胡傅為核心的三大學術流派，他們之間特別是羅王學派與以傅斯年為核心的史語所之間學術遞承關系是缺乏關注與揭示的。最近中華書局出版是高田時雄《近代中國的學術與藏書》中提及一個材料很值得學界關注，那就是傅斯年為了鼓動李盛鐸之子李滂為史語所的研究提供文獻，以羅振玉流布文獻的貢獻為榜樣來激勵李滂，其實傅斯年是以羅振玉為榜樣與對手并渴望超越羅振玉的，正如羅振玉在金石學上以翁方綱為榜樣與對手，在版本及古抄本上以楊守敬為榜樣與對手一樣。這些大的問題是關乎羅王之學及其學派在學術史上的定位的，是需要新時期學術史研究加以特別的關注的。最后，關于羅振玉研究，我說一個纏繞在我心中的很久的問題，那就是在家境一般，特別沒有高明老師指導的環境下，羅振玉是如何成為中國歷史上文獻學家中傳播文獻最多的學者，成為當時東亞乃至世界學界卓有影響的學人的。在我們當下這個背景之下還會不會有這樣的人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