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 A廳
15:30 古籍善本 · 金石碑帖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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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畫作為中國古代人物畫的一部分，向有“寫真”“真”“傳神”“影”等各種稱法，但禪僧的肖像畫卻有一種特定稱謂——頂相。所謂頂相，原指釋迦牟尼佛頭頂的肉髻，為“三十二相”之一，后用以尊稱禪宗祖師的肖像。在法嗣傳承中，頂相作為重要的傳法信物，會連同衣缽一并傳給弟子，以證明法系之正統；同時，祖師頂相在宗教儀式中還具有緬懷和祭祀的功能，也是寺院影響力的重要體現，因而在最講究傳承的禪宗發展史中有著特殊地位。此外，頂相又屬于佛教肖像畫范疇，故而也頗受佛教美術乃至藝術史研究者的關注。
佛祖頂相的早期拓本，屬于極為罕見的佛教藝術品，國內寺院以及各大博物館皆已無存，故西泠秋拍中的這套日本高山寺舊藏的宋拓禪宗祖師頂相，顯得尤為珍貴。此組拍品為禪宗五代祖師——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的宋代頂相拓本，1套5軸。畫像上方以端整的楷書陰刻祖師生平，行十五至十八字不等，師名下方刻有“相紅白色”、“相淡黃色”等字樣，故此套拓本應是依據設色畫像摹刻上石的。畫面下半部為祖師半身肖像，采用陰刻與陽雕相結合的手法，線條流暢挺拔。拓片墨色極舊，其中衣紋部分以濃淡墨相間的鑲拓法制成，尤其是人物肩部的披紗，采用了柔活輕靈的蟬翼拓，靜中顯動，達到了高妙的藝術水平，在南宋拓本中獨具標格。
▲2020西泠春拍 古籍善本·金石碑帖專場
Lot 384
高山寺舊藏宋拓《禪宗祖師頂相圖》
南宋濃淡墨鑲拓本
1盒5軸
紙本
著錄：（日）神田喜一郎著，《墨林閑話》，30頁、31頁間之插頁“六祖慧能頂相（宋拓本）”。
參閱：（日）森克己著《宋拓六祖像與明兆畫風》，載《畫說》26號，1939年2月。
81cm×40.5cm×5
在日本的“請來美術”中，拓本屬于特別珍貴的一類。從入唐八家開始，唐宋時代到訪過中國的日本僧侶，從中國請回了大量佛教經典、儀軌以及圖像，其中即包含了部分拓本。這些拓本與其它文物一樣，對日本美術乃至日本文化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拓本中以中土高僧及寺院碑文為多，如《慈覺大師在唐送進錄》著錄“揚州東大云寺演和尚碑一帖”、《入唐新求圣教目錄》著錄“大唐故弘景禪師石記一卷”等八種石碑拓本、《惠運律師書目錄》著錄“不空三藏碑一卷”等八種、《開元寺求得經疏記等目錄》著錄“福州開元寺新造浮屠碑并敘一卷”等，這些均屬于唐拓。有關宋拓本的記錄，成尋在《參天臺五臺山記》卷八，熙寧六年五月二十六、二十七日條，記載了他在靈隱寺獲取“碑文一張”的經歷，此北宋拓本。京都泉涌寺的俊芿（1166-1227）法師，入宋求法帶回宋代書籍“二千一百三卷”，其中即有“釋迦三尊三幅碑文……雜碑等不能委記”，此南宋拓本。這些傳入日本的唐拓和宋拓，大多已經亡佚，留存下來的極為稀少。無論是石刻法書還是石刻線畫，早期日本傳承的拓本多都未經剪裁，保留了“一鋪”、“一幅”、“一張”的形態，最大限度地使拓本原貌得以保存，因此珍若拱璧。
日藏宋拓本最豐富的是東福寺，如有蘇軾《明州阿育王山廣利寺宸奎閣碑》（1091，現藏宮內廳書陵部）、道潛《明州天童山景德寺轉輪藏記》（1093，現藏宮內廳書陵部）、宋高宗《明州阿育王山佛頂光明塔碑》（1133）、釋正覺《明州天童山景德寺新僧堂記》（1142）、宋孝宗《御書碑太白名山》（1178）、《賜問佛照禪師語碑》（1179）、《賜佛照禪師頌》（1180）、《和靈隱長老偈》（1182）、范成大《賜佛照禪師詩碑》（1181，現藏宮內廳書陵部）、蔣燦《大圣等慈普照明覺大師之傳碑》、《日本國丞相藤原公舍經之記碑》等。此外寺院偶有遺存，如建仁寺藏宋拓《三自省》（石橋可宣筆），皆為日本重要文化財。我們注意到，上述日藏宋拓皆屬于法帖一類，人物圖像的古拓極為罕見。如此看來，東福寺栗棘庵所藏初祖達摩至六祖慧能宋拓六幅以及現身西泠的這五幅宋拓禪宗祖師圖，就顯得特別珍貴。它們不僅是現存最早的禪宗頂相拓本，也是現存最早的石刻肖像畫拓本，具有珍貴的文物價值。
（左）東福寺栗棘庵藏宋拓六祖頂相（右）西泠本宋拓六祖頂相
（左）東福寺栗棘庵藏宋拓二祖頂相（右）西泠本宋拓二祖頂相
今將栗棘庵本與本拍品相對照，二者雖略有差異，但顯然屬于同一系統。而就畫圖細節及捶拓工藝而言，則以本拍品為優。如栗棘庵本中二祖著衣上部兩側衣褶處均作深墨色，而西泠本則作淡墨處理；栗棘庵本六祖慧能的頭巾、著衣皆為深墨色，西泠本著衣右側則以淡墨處理。比較而言，顯然西泠本的拓工更細，層次分明，更為接近畫作面貌。
（左）西泠本宋拓六祖頂相（中）聚光院藏大鑒慧能禪師像（右）崇福寺藏大鑒慧能禪師像（明兆款）
（左）西泠本二祖慧可頂相（右）孤篷庵藏二祖慧可像
（左）西泠本三祖僧璨頂相（右）孤篷庵藏三祖僧璨像
此種禪宗祖師圖拓本對日本的佛教繪畫產生了很大影響。根據森克己的研究，日本著名畫僧明兆（1352-1431）的《釋迦三尊三十祖圖》，其中達摩至慧能六位祖師的構圖即來自東福寺栗棘庵本。此外，日本各大禪寺往往也有相關臨本，如福岡崇福寺藏云谷等益（1591-1644）《二十八祖像》（內六位祖師）、京都大德寺養德院藏《達摩像》、聚光院藏《大鑒禪師像》等，均與此組拓本有關。雖然拓本的原作者無從知曉，但其畫作在宋代江南禪林中流行，以至出現眾多碑刻，必非俗手。宋拓本禪宗祖師頂相圖，不僅具有珍貴的文物價值，對研究中日佛教繪畫也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左）阮元《兩浙金石志》中相關記載（右）孫星衍《寰宇訪碑録》中相關記載
國內古寺所存石刻中僅有零星頂相，如少林寺藏宋黃庭堅書《達摩頌》碑首之像、金元光二年（1223）祖昭繪《二祖慧可大祖禪像》石刻、廣東曹溪南華寺及廣州光孝寺的六祖慧能石刻（前者宋刻，后者元刻）等，但均屬單刻，往往僅為一人，高古拓本皆未見存世。關于國內祖師頂相的叢刻，據阮元《兩浙金石志》卷九記載，宋鄞縣（今寧波）延慶寺至清中期時尚存初祖達摩、四祖道信畫像石刻二種（見《宋延慶寺初祖達摩大師畫像》《宋延慶寺四祖信大師畫像》），其中《四祖信大師》下方刻有“相紅白色”，阮氏跋云：“右畫像上刻贊十五行，正書，在鄞縣。此題延慶寺有初祖四祖字，想二十八祖據有傳刻，今存者止此二石也。”《兩浙金石志》卷九收錄南宋紹興丁丑（二十七年，1157）至淳熙己亥（六年，1179）金石文四十九種，從相關位置來看，阮元推定延慶寺所存二位祖師石刻像的時代當在淳熙初年（1174）左右。又孫星衍《寰宇訪碑録》卷八載：“延慶寺羅漢像記（小注：錢竹汀詹事云，寺中尚有石刻，初祖達磨及四祖信大師像皆有題記，不著年月，當亦宋刻也。）浙江鄞縣”。錢竹汀即著名史家錢大昕（1728-1804），阮元之說或本于錢氏。錢大昕精于石刻，其說當可信從。從《兩浙金石志》所載碑文行款及碑傳內容來看，延慶寺所存的宋代淳熙年間石刻祖師像與西泠拓本相合，二者應屬同一系統，時代亦當相近。
拍品附神田香巖親筆題跋一紙，記此拓流傳之原委，翻譯如下：
此宋拓五祖像墨本，亡友畑柳平翁舊藏也。翁曰此高山寺所傳也。翁歿后，余于文石堂書肆重見之，因購得，命工裝裱，以納之秘籍。裝潢者，奧村善七也。香巖居士識。
由此可知，該拓本乃高山寺舊藏，明治時期曾歸京都博物館文物鑒定專家畑柳平所藏（此時已缺初祖達摩像）。畑柳平著有《不如學齋札記》，乃天保六年（1835）至十年日記，其中多有京都古寺尋訪書畫記錄，精于賞鑒，允稱好古之士。畑柳平歿后，此拓本在文石堂售賣，友人神田香巖得以購藏并重新裝裱，此后一直在神田家族傳承，由神田喜一郎（1897-1984，著名漢學家）、神田信夫（1921-2003，著名史學家）相繼收藏，可謂流傳有緒。
神田喜一郎著，《墨林閑話》，30頁、31頁間之插頁“六祖慧能頂相（宋拓本）”
2014年西泠秋拍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