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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1891～1962）致伍光健有關校譯《羅馬帝國衰亡史》及推敲白話文的長信
信箋 一通三頁
1931年7月24日作
識文：昭扆先生：謝謝先生廿，七，十九的信。我的狂妄之見，承先生不加罪責，反加獎許，愧謝之至。第一、二冊，先生不愿收回自改，自當遵從尊旨，由此間托人重校。請先生便中將第一卷原稿仍賜還付抄為盼。人名地名，有一對照表最佳。我前校第一卷，未敢改動地名人名，僅將前后不一致之譯名改了一二處，此外只有Ptolemy因舊譯多祿某似頗流行，故改了，不知可用否？愷撒似不當改為愷徹，因為“撒”有“Sa”音，而“徹”則無“Sa”音。尊意以為如何？又先生喜用“啦”字代“了”字；鄙意以為凡全用北京語之文字，應用“啦”字，但普通白話文既不全用北京語調，似宜仍用“了”字。先生以為何如？天氣酷熱，尚乞先生實行休假之預定計劃，俟秋涼時再繼續工作。匆匆，敬問起居。胡適敬上。廿，七，廿四。
說明：伍光健上款。
胡適此信作于1931年7月24日，長達3頁，圍繞校改伍光健譯《羅馬帝國衰亡史》及推敲白話文應用而作。信件見證了伍光健、胡適這兩位新文化先驅的思想碰撞，可見二人為推廣白話文、西方文化所作之努力。
據信可知，胡適親自審讀伍光建譯稿，就人名、地名、規范統一等提出具體要求。進而，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旗手和白話文主要提倡者，建議伍氏注意應用普通白話文翻譯時的語調問題：“先生喜用“啦”字代“了”字，鄙意以為凡全用北京語之文字，應用“啦”字，但普通白話文既不全用北京語調，似宜仍用“了”字”。提示出新文化運動中白話、方言的應用問題。事實上，翻譯吉本著《羅馬帝國衰亡史》為胡適向伍氏約稿，后未刊行。
伍光建為翻譯大家，尤得胡適激賞。胡適曾在1921年謂“近年譯西方小說當以君朔（伍光建）所譯諸書為第一”。清末以來，文言翻譯派占主流，林紓、嚴復及其高徒伍光健并稱“近代翻譯三大家”。后，伍光健開創中國白話文翻譯的先河，先于新文化運動十年之久，成為第一位用白話將西方名著譯介到中國的翻譯家。其譯文通俗易懂，暢銷一時，被學界贊為“翻譯界圣手”。
使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專用箋。胡適時任該委員會主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成立于1924年10月，是專門接收、管理、監督使用美國第二次退還庚款的科學文化贊助機構，務求“使用該款于促進中國教育及文化事業”。董事會由中美雙方政界和科教文化界十五名知名人士組成，董事長孟祿。該會補助國內學術機構，選送科研人員出國進修，支持科學教育，在為中國培育人才上貢獻頗多。
HU SHIAUTOGRAPH LETTER SIGNED TO WU GUANGJIAN ABOUT TRANSLATING UPS AND DOWNS OF THE ROMAN EMPIRE IN VERNACULAR
Three pages
Dated July 24, 1931
Note: Dedicated to Wu Guangjian.
29.5×19cm×3
RMB: 180,000－280,000
作者簡介：胡適（1891～1962），原名洪骍，字希疆，改名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1910年留學美國，先后入康奈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分別獲文學士及哲學博士學位。1917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參加編輯《新青年》，為新文化運動著名人物之一。歷任中國公學校長、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赴美。
上款簡介：伍光健（1867～1943），原名光鑒，號昭扆，廣東新會人。1884年畢業于北洋水師學堂，后留學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大學，轉倫敦大學修理化。回國后任出洋考察政治大臣頭等參贊、學部二等咨議官、海軍處一等參贊官等。1910年參與發起商務印書館師范講習所并賞文科進士。辛亥后歷任南京臨時政府財政部顧問、鹽務署參事、復旦大學教授等。曾參與發起中國教育會并任副會長。1920年后專事譯著，與其子伍蠡甫并稱“中國譯壇雙子星”。著有《物理學》、《英文范綱要》、《西史紀要》，譯有《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