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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凱泰（1823～1875）?致沈葆楨有關治理臺灣的信札四通
信箋?四通十四頁
約1874至1875年作
說明：沈葆楨上款。
此為晚清福建巡撫王凱泰論臺灣治理的重要信札4通14頁，圍繞臺灣攘夷、安民、籌餉、通航、辟土、筑路、開礦、科考、施政、吏治、軍務、民俗等內容而作，涉及李鴻章（伯相）、郭嵩燾（筠仙）、劉坤一（峴翁）、李鶴年（和帥、和翁、制軍）、李宗羲（雨翁）、文煜（星丈）、葆亨（方伯）、林壽圖（穎叔）、夏獻綸（筱濤）、吳光亮（霽軒）、袁聞柝（袁丞）、李益林、王蔭南、李讓禮（Charles W.Le Gendre）等。
此批信札約作于1874至1875年間，早于臺灣升格建立行省10年，是清政府重視臺灣海防戰(zhàn)略意義的早期重要見證，對研究近代臺灣地區(qū)行政管理、風土氣候、科舉文教等有一定參考價值。
王凱泰是清末臺灣建省前官方委任撫臺的最高官員之一，是沈葆楨治理臺灣初期最得力的幫手，其主張福建巡撫“省臺兼顧”的方案從政治上提升了臺灣的戰(zhàn)略地位。其在臺進行的政治改革和開發(fā)建設對促進寶島近代化有篳路藍縷之功，為后來劉銘傳等理政臺灣奠定了重要基礎。值得一提的是，王凱泰撫臺歷時未彌半載，即因積勞成疾，兼以臺島瘴癘致飲食不進，即信中所謂“脾胃未復，中氣提不起來，四肢亦復乏力，氣體弱耶？濕熱困耶？”終于1875年11月8日扶病返閩，17日病逝。
初八日六頁長信可與沈葆楨信札互相印證。查《沈葆楨信札考注》有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下旬致王凱泰一札，函首云“奉初八日手教，蒙籌解二十萬金”，又云“萬壽節(jié)，燈彩外不準借端斂錢”。與本目標初八日信中“囑方伯趕解廿萬以備尊處用款……十月恭逢萬壽慶典，率土臚歡，結彩張燈”所述情形完全吻合，可知此信即作于同治十三年十月初八（1874年11月16日）。
廿二日信末有“劉峴翁已放兩廣”語。查劉坤一于光緒元年（1875）八月二日被升授為兩廣總督，旋于次年調授兩江總督，可知此信寫作時間當在1875年9月前后，即王凱泰積勞成疾、為國捐軀的前兩個月。信中所及李益林，系候選知縣。《清實錄》載，光緒元年正月初十（2月15日）飭令李等員弁數人“即赴臺灣，交沈葆楨等差遣”。
信中屢及夏獻綸（1837～1879），號筱濤，江西新建人，官至代理船政大臣、署福建布政使、按察使銜福建臺灣道、提督臺灣學政，為臺灣近化作出重要貢獻。光緒元年（1875），王凱泰受命為兼顧福建、臺灣兩地事務，“擬冬春來臺、夏秋在省”。王氏駐省期內，臺郡一切事務則由夏獻綸主持籌辦。《清實錄》載同年五月二十三日（6月26日），沈葆楨奏片曰：“查撫臣王凱泰，已于本月十七日抵臺。王凱泰用心之縝密、勵行之清苦，勝臣遠甚；所有開山撫番事宜，自應歸撫臣專辦。署臺灣道夏獻綸于民番情偽了如指掌，可資輔翼，無庸另派大員。”沈對王、夏二人共襄臺灣事務的信任可見一斑。
李讓禮（1830～1899），又譯作李仙得、李善德，美籍法裔，1866年出任美國駐中國廈門領事館領事，曾多次赴臺秘密偵查，并以此撰成《臺灣番地所屬論》。1872年，李轉而投向日本并出任后者侵略臺灣的最高顧問。
WANG KAITAI LETTERS
Ink on paper, letter (fourteen pages)
Dated circa 1874-1875
Note: Dedicated to Shen Baozhen.
23×12.5cm×10?23×12cm×4
RMB: 45,000－60,000
作者簡介：王凱泰（1823～1875），初名敦敏，字幼徇、幼軒，號補帆、補園主人，江蘇寶應（今屬揚州）人。道光三十年（1850）進士。曾任浙江督糧道、浙江按察使、廣東布政使、福建巡撫等。著有《致用堂志略》《臺灣雜詠》等。
上款簡介：沈葆楨（1820～1879），原名振宗，字翰宇，號幼丹，福建侯官（今屬福州）人。晚清重要大臣，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民族英雄，中國近代造船、航運、海軍建設事業(yè)的奠基人之一。道光二十七年（1847）進士，授編修。歷官御史、九江知府、江西巡撫、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林則徐女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