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左至右：一、明•中和潞王琴 二、明•查阜西贈高全樸仲尼式松石間意琴 三、清早期•仲尼式天籟琴 四、清•黃賓虹銘孫慕唐藏仲尼式水云琴 五、清•雙月式琴
宋琴“寒泉”，張充和舊藏。琴身通長一二二點五厘米，有效弦長一一二點五厘米；琴額上寬十六點二厘米，下寬十五點六厘米；琴頸較唐琴為短；琴肩約當二徽半，較聳，寬十九點五厘米；收腰在近八徽至過十徽之間；琴尾寬十二點八厘米；面板弧度略圓，低頭不甚明顯；岳山略低，琴弦與琴面較近；邊沿厚度：肩中為四點九厘米，尾部為四點三厘米。整個琴體顯得極為秀潤。琴身髹黑色漆，因經(jīng)修繕，間有朱砂；蚌徽；琴背開長方池沼，龍池納音基本鏟平，池沼內(nèi)木質(zhì)已呈金黃色；琴名刻在龍池上方九點五厘米處，余無銘文；兩個護軫曾脫落或換過，顯經(jīng)重新安裝。琴面以小蛇腹斷、小流水斷為主，略起a劍鋒；琴背以細牛毛斷為主，間有流水斷、蛇腹斷；面底局部有多處產(chǎn)生“梅花頭”；琴額有冰裂紋。通體造化天然，美不勝收，而并不影響左手走弦。試彈之下，其音色溫潤醇厚。綜合考慮它面桐底梓的材質(zhì)、木料的年代、制作的風格與工藝、漆面斷紋的多樣性（尤其是具有較為少見的梅花斷）等等要素，“寒泉”具備南宋時期古琴的很多特征。
“寒泉”琴腹內(nèi)有墨書，龍池右側(cè)為“干道四年紫陽朱氏藏”，左側(cè)為“光緒十二年云閑重修”，鳳沼右側(cè)為“蠙山琴士韻泉顧氏監(jiān)修”，三處墨色較新，筆跡接近，顯然是一次所書。“干道”為南宋孝宗年號，干道四年大致相當于公元一一六八年，“紫陽朱氏”為大學者朱熹。歷史上的朱熹不僅是琴人，也是比較重要的琴學家，有琴學論述及琴銘傳世，鐫有他名號的琴也不時可見。不過，“寒泉”雖是宋琴，要說是朱熹的舊藏證據(jù)還不足，當然也不能輕率否定，對此暫時存而不論，是比較審慎的態(tài)度。“光緒十二年云閑重修”、“蠙山琴士韻泉顧氏監(jiān)修”這一腹款，與一九一九年蘇州怡園琴會刊行的《會琴實紀》卷六《琴考》記載的吳蘭蓀藏仲尼式琴“虎阜梵音”的腹款“光緒十二年云閑重修，蠙山琴士韻泉顧氏監(jiān)修”極為接近。蠙山為今江蘇省如東縣掘港鎮(zhèn)，顧韻泉其人無考，云閑則是晚清最重要的廣陵派古琴大師，著有《枯木禪琴譜》傳世，其弟子黃勉之、再傳弟子楊時百（宗稷）、三傳弟子管平湖都是開啟一代琴風的琴壇重鎮(zhèn)。
張充和之前，“寒泉”為現(xiàn)代古琴大師査阜西所有，系其于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間在上海購得。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今虞琴刊》中著錄了此琴，但著錄名為“響泉”。多年以來，張充和本人一直認為這是《今虞琴刊》的“印錯”。但從査阜西的已刊著述及未刊手稿來看，一直到一九四二年一月底、一九四四年四月底，査阜西還多次提到“云閑僧所修干道四年紫陽朱氏琴”、“今紫陽朱氏琴借趙蘿蕤女士”、“云閑宋琴”、“宋琴響泉”，則刻上從黃庭堅《松風閣帖》集得的“寒泉”二字，一定在此之后。
“寒泉”是一九四八年底張充和新婚去國之際，査阜西作為賀禮贈送給她的。這是因為“寒泉”代表了一段他們共同擁有的身逢亂離而山水嘯傲的美好歲月。抗戰(zhàn)初期，云南作為大后方，聚集了大批中國文化精英。一九三八年，査阜西與張充和在昆明相識，一見如故。與此同時，他們相識相交、常相往來的還有音樂家鄭穎孫、楊蔭瀏，古琴家彭祉卿等人。為了躲避轟炸，他們移居昆明東南呈貢縣城外一華里的龍街，那里風景優(yōu)美，氣候宜人，他們彈琴唱曲，探幽訪勝，舉辦演出，詩書酬唱，不僅結(jié)下了深厚的情誼，更堪稱文藝知己。不獨如此，査阜西還與張充和互相教授古琴與昆曲。張充和至少能彈《良宵引》《耕莘釣渭》，昆曲也成為査阜西的終身愛好，后來他曾多次在各種場合唱曲。在這里，張充和也留下了她的早期書法精品，贈給査阜西的《長生殿•彈詞》昆曲譜。下筆沉著，布局疏朗，滿眼空靈之氣，更兼唱詞直書，工尺斜行，朱色板眼錯落，別有嫵媚。在這些歲月里，宋琴“寒泉”一直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