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麗君（1953～1995） 贈干爹簽名照
照片（帶畫框）
1984年作
說明：帶原框。背面木板有鄧麗君親題：“二哥喝酒之賜，背后女人裸圖。送于干爹。易曲同衷。筠。”簽贈用紙反面即為裸女海報。鄧麗君本名鄧麗筠，其在臺北之墓園即稱“筠園”。
上款人干爹周伯伯，系鄧家早年居住臺灣屏東時的鄰居周羽。湖南人，曾在烏坵(金門近旁小島)擔任駐軍指揮官。周將軍非常喜歡鄧麗君，認她作干女兒，鄧麗君的傳記中還印有其年少時與周將軍的合影。日后周將軍去鄧麗君的長兄鄧長安所開的餐廳吃飯，“二哥喝酒之賜”中的二哥應為鄧長順。此時的鄧麗君也已成名，簽贈干爹照片，但又因故被收藏在長兄的餐廳之中，現藏家直接來源于該餐廳。尤值一提者，此幀照片中服裝，為鄧麗君1983年于香港紅磡體育館盛況空前的「15周年巡回演唱會」中演出服裝之一，禮服顏色奼紫嫣紅，正是她最愛的色系。
照片：33×22cm 襯紙：45×34.5cm
陸小曼（1903～1965） 《徐志摩詩集》未刊序言稿及致卞之琳信札
稿紙十四頁，信箋一頁（正反面，附信封）
1957年作
說明：《徐志摩全集》的出版自1935年籌劃以來幾經未能成型，1957年，卞之琳受人民文學之邀編輯《徐志摩詩集》，遂請陸小曼為新書寫序，陸小曼得知后欣然允諾，并以書信回謝。然而終究由于政治的原因，詩集的出版一直難產，序言也因此石沈大海。之后，序言只在1972年大幅刪減刊登于《新文學史料》，此次所拍的序言原稿和致卞之琳的回信都是首次露面。陸小曼與徐志摩可作為民國愛情文化的象征，而陸關于徐的手稿卻極為罕見，此稿又幾經沈浮，堪稱完美。
參閱：《新文學史料》總第十三期P102，陸小曼《遺文編就答君心——記<志摩全集>編排經過》；及第87頁，趙家璧《回憶徐志摩和<志摩詩集>——紀念詩人逝世五十周年》，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四期。
序言文稿：25.5×36cm×14 信：21×27.5cm×2（正反面 附信封）
【關于陸小曼致卞之琳信件及《序》的說明】
林語堂（1894～1976） 致霍爾澤夫婦信札明信片十五通
二十一頁（信箋十通十三張十六頁 明信片五幀）
1963～1972年作
說明：美國友人亨利·馬克·霍爾澤夫婦（Mr & Mrs Herry Mark Holzer)上款。該夫婦是林語堂晚年較為關鍵性的人物，他們都是律師兼作家。林在美國與賽珍珠所鬧的版權糾紛，正是由于他們的幫忙而得以挽回，這在林語堂的自傳中也有著墨。十五通信函跨度近十年，涵蓋了林晚年所做的一些重要工作和行為。譬如探討了港臺文化氛圍的異同，是林語堂六十年代選擇回到臺灣的因素之一；編輯字典是林語堂從未停止的努力，《當代漢英詞典》可稱其最后一部大作；英譯《紅樓夢》則是林未完成的夙愿，卻轉而成就了一部名作《京華煙云》等等。
每通信及明信片都署有林語堂的英文簽名“Y.T.”，其中一通同時又有中文簽名“語堂”。兩通為林語堂夫婦二人合寫，但都由林本人署款。1966年9月28日的一通中有林語堂手繪金門島嶼地圖一幀。
尺寸不一
【晚年林語堂】賞析
（左圖）江亢虎（1883～1954） 行書 十二言聯
紙本 畫心
說明：郭宗熙上款。
362×42 cm×2
（右圖）章炳麟（1869～1936） 篆書 五言聯
紙本 對聯
說明：楊滄白上款并題簽。由其家屬友情提供。
170×42.5cm×2
孫中山（1866～1925） 楷書 博愛
綾本 橫披
說明：日本友人聽花（辻武雄）上款，梁津舊藏并題跋。
37.5×93.5cm
蔣介石（1887～1975）批、林祥光（約1903～？）寫 太平洋戰爭時期國民黨海軍資料及照相簿
紙本 六冊
說明：四冊公事日記均為林祥光在1942—1943年二戰太平洋戰爭期間的記錄，應為他任蔣介石委員長侍從室參謀時期所寫。其中第一冊有多處蔣氏的親筆批文，為珍貴史料。其記錄始于1942年2月13日（同月10日太平洋戰爭委員會在倫敦召開第一次戰時會議），止于1943年，所錄內容分為“外事國際”、“政治”、“運務交通”、“空軍”等部分，每條均有明確日期和記錄，并各系有電報、信件、地圖等公文。其中外事部分的記錄有英國首相丘吉爾會邀請蔣介石參加倫敦太平洋戰時會議的電文、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軍令部長徐永昌等的電文通報等，并呈録批示。其余三冊公事日記也錄有蔣介石批文，及關于所羅門群島海戰以及我國海防建設的內容，附有海域地圖及每頁夾有相關剪報。第五第六冊分別為海軍相冊及與林祥光有關的中外報刊剪報冊。
尺寸不一
（左圖）容 庚（1894～1983） 為海口五公祠書楹聯原稿
紙本 對聯
1980年作
說明：1980年 “海南第一樓”海口五公祠修復時，邀請著名書法家容庚、麥華三、商承祚重書楹聯。容庚重書的對聯原為民國觀察使朱為潮1915年所撰，容庚寫此聯時已經近90歲，為其晚年書作；麥華三于同年書寫的對聯原來則由清朝海南舉人潘存所撰。此兩幅對聯即鏤柱上書的原稿，上仍留有鉛筆描樣痕跡。
160×32.5cm×2
（右圖）民國名人政要、抗戰事件名人及抗戰名將、國際事務名人及駐外使節、遷臺后各界名流往來信札、民國37年國民黨中執會政委會第42次會議名錄、繆培基大使藏1945年“中國駐德國聯管會軍事代表團”相關照片等計11冊四百余件
說明：此四百余通國民黨政要名流手札公文，從抗戰起始，一直延續至國民黨遷臺以后，包括上至蔣介石手批公文、抗戰各大戰區司令手澤，及至黨、政、軍、新聞、宗教等各個領域、各個級別之要員往來信函，且多手書，又上款顯赫，為現今市場中最大量之同類拍品。其中一通蔣經國在江西發家時期親筆公文更為拍場僅見。
【民國政府黨軍政網絡的構筑與再現——由一通蔣經國親筆“搜捕手令”說起，兼談大批量書信的系聯作用】賞析
周恩來（1898～1976） 為《中國教育工會工作者手冊》題辭原稿
紙本 一頁（筆記本一冊之中）
1950年作
出版：《中國教育工會工作者手冊》扉頁（原大影印），工人出版社，1951年。
說明：全國教育工會代表李揚題跋并珍藏。周恩來在世時影印出版的手跡極為罕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為了使舊教育能適應新中國培養新型人才的需要，周恩來親自指導了對舊教育觀念、教育制度、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的改革。1950年夏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的講話和以后的多次談話以及簽署的教育文件中，他對教育改革問題都作了多方面的闡述。1950年９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第二次組織工作會議，周恩來向大會作政治報告時，要求各地領導切實重視為教育戰線配備管理干部并抓好培養建設人才的工作。
1950年8月8日，周恩來出席全國教育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會上作了教育形式與任務的報告。李揚當時是與會代表之一和大會工作人員，在會議休息時請周恩來在工作會議筆記上題詞：“全國教育工作者團結起來，很好地為教育這一代青年而努力！”與這一時期周恩來的教育工作重心息息相關。大會結束后李揚負責編輯會刊，便將周恩來題詞影印出版于1951年《中國教育工會工作者手冊》的扉頁，字跡周圍的白粉即為當時印刷制版所需，李揚在該頁左冊寫有專門說明。
16.5×11.5cm
胡 適（1891～1962） 《道德教育》稿本
紙本 手卡（二十一頁，附朱經農名片一張）
1921年作
說明：此為新發現的胡適《道德教育》全篇手稿，寫于21幀讀書卡片之上，有鉛筆注明1921年。該篇文章沒有刊行，但有1922年的另稿收于《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十二冊中，且注明是在天津教育廳的演講，相校文辭拍品一稿應為更早。附有朱經農退還手稿時的便條，為用自己的名片書于津浦鐵路的列車上。與上述又可互證。
卡片上的講稿條分縷析，或亦用在演講中提示重點。1922年的手稿則已更加完整成文，或為后來謄抄。此批卡片則更能顯胡適先生寫作時對結構的原初思路，且在演講后還為時任北大教育系主任的朱經農借觀，朱經農之字亦稀見。朱經農與胡適頗為投契，胡適曾譽他為“中國公學之秀”，在胡適白話文運動的醞釀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從二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末，先后擔任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商務印書館哲學教育部部長、上海市教育局局長、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等職，被譽為全面教育家。
道德革命和文學革命是新文化運動中的兩大旗幟，對新舊道德之爭的討論在當時如火如荼，但胡適對道德的認識卻帶有自由主義的色彩，在此文中他談到并沒有絕對固定的道德準則，還用許多具體事例印證道德的相對性，并認為與其直接、不如間接地推行道德教育，既體現了胡適對道德革命的響應，也顯明了他的教育思想。
胡適為中央研究院第三任院長。
7.5×12cm×21
王國維（1877～1927） 楷書 岑參詩
紙本 立軸
說明：朱鏡宙題跋。朱鏡宙為著名史學家佛學家、辛亥志士、著名民國報人，章太炎女婿。
29.5×28cm 題跋：31×37.5cm
弘 一（1880～1942） 手批《四分律冊及藏本華嚴經卷》、《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等自藏佛經
五十三冊
說明：據弘一《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自序：庚申（1920）夏日，弘一在浙江新城貝山閉關，從日本請回古版南山、靈芝等三帙律藏，并尋律學南山宗三大部戒疏、羯磨疏、行事鈔等書，欲在山中研習，但因事而未成。辛酉（1921）正月他回到杭州，鉆研四分律，并遍讀與其相關之書，因覺戒相繁雜，記誦不易，三月在溫州永嘉甌城慶福寺（俗稱城下寮）抽關治律期間，以重振南山律學為己任，六月著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此批經籍中的《曇無德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應為弘一治律時所讀用之經書。
《曇無德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為唐僧道宣所集，系采自《四分律》中有關戒律之羯磨，再依諸部律刪補而成。是弘一在《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論》凡例中認為習止持完成之后，習作持所應采用的讀物。書名為1921年四月所題寫，同年六月弘一將此書與見月的注文《毗尼作持續釋》并讀，書內朱批累累，諸字抄錄《毗尼作持續釋》中的注文，可見當時鉆研之深。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為唐武周時實叉難陀的譯本，是大乘佛教的經典之作，卷名卷數為弘一墨筆題寫，書腳亦有弘一朱砂寫冊號與書名，其中有弘一的三十余處墨筆眉批及朱砂圈點，抄錄澄觀大師華嚴經疏文于其上。弘一起修凈土宗，后入律宗，對華嚴經研習甚深，以此經作為日課，曾多次手書經句，并作《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
其余經卷均為與四分律有關之讀物，其內有大量朱砂句讀與圈點：包括南山宗祖師道宣所著《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疏》及《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疏業疏科》，均為其自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之書；以及道宣《四分律含注戒本疏》，此亦為四分律宗三大部之一，自四分廣律抽出戒本，附制戒因緣及字句略釋而成；北宋元照大師繼承南山律，將律學與凈土結合弘法，他針對道宣律師南山三大部寫成注書《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疏濟緣記》和《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記》，簡稱為“資持記”、“濟緣記”和“行宗記”，其中《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為日僧慈光、瑞芳等所編的三籍合觀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