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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1873～1929）?北伐時致蔣介石、張作霖等論共御外侮的重要信札
信箋?一通二頁
約1926至1927年作
識文：北京張雨亭先生，鄭州吳子玉先生，南京孫馨遠先生，漢口、九江、長沙探投蔣介石先生、唐孟瀟先生、陳真如先生鑒：啟超與諸公并無一面之雅，今以國家危急存亡所系，不能不貢一言。我國八十余年來所受不平等條約之苦痛，今以國民自覺及諸公努力之結果，各友邦已漸覺悟，各表示有尊重我國合理的要求之意。維其覺悟及誠意之程度若何，未能測斷。要之，實外交上千載一時之機也。徒以南北相持，談判之對手無所適從，則友邦雖有善意，亦或苦于無以自見。啟超聞之，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諸公無論為主義而戰，抑為權利而戰，至于對外力爭國權，則彼此心理一致，此不獨啟超能為諸公信，即全國人當無不能為諸公信者。今戰事最后之全勝為期尚遙，無論南方欲統一北方，北方欲統一南方，恐皆非短時日所能實現，而外人利用此口實以延長不平等條約之命運，則國家受其害者已多。揆諸諸公愛國之本意，寧忍坐視耶？啟超今不敢以議和請，并不敢以停戰請，惟欲吁懇諸公，將對內關系與對外關系暫時劃作兩事，縱使對內戰興尚酣，而對外則采協商合作的態度，雙方會推改約全權委員若干人，使在全國民監督之下，當折沖尊俎之任。各友邦見我如此，敬畏之念自當倍增，交涉成功，可操左券，則國人對于諸公馨香禱祝，曷其有極！而不然者，坐失良機，益斷國脈，天下萬世之責備，其亦必有所歸矣。啟超以孤介忤時之性，對于諸公之對內政策，既皆不能曲阿，本不宜復以多言取厭，特以事關國命，欲默不能，敬布腹心。伏惟裁擇。梁啟超叩，庚。
說明：蔣介石、張作霖（雨亭）、吳佩孚（子玉）、孫傳芳（馨遠）、唐生智（孟瀟）、陳銘樞（真如）上款。
此為梁啟超北伐時期呼吁國內各大勢力共御外侮的重要信札，有多處本款，未見出版，是梁啟超暮年意圖左右時政的重要見證。
據國民革命軍北伐進程，1926年５月后，革命軍挺進湖南，連克長沙、平江、岳陽等地；10月，進抵武漢，先后占領武昌、漢陽、漢口，繼而轉向江西戰場；11月起，占領南昌、九江；次年3月下旬，先后攻占安慶、南京。信稿開篇有“南京孫馨遠先生”“漢口、九江、長沙探投蔣介石先生、唐孟瀟先生、陳真如先生”等語，可知此信稿當起草于1926年11月至1927年3月間。
在信中，梁啟超謂非敢調停戰事，惟期盼諸人“將對內關系與對外關系暫時劃作兩事”，“對外則采協商合作的態度”，改善“八十余年來所受不平等條約之苦痛”。
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曾在戊戌變法、護國運動中發揮重要作用，此番介入北伐戰事，當與另一門生蔣百里相關。檢《梁啟超年譜長編》，1926年12月20日，即此信寫作前后不久，梁氏在與諸子女家書中有“時局變遷非常劇烈，百里聯絡孫、唐、蔣的計劃全歸失敗”之語。所及百里，即梁氏門生、國民革命時期縱橫捭闔于革命軍及各路軍閥之間的蔣百里。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25年9月，梁啟超在與長女思順家書中便提到：“百里現在在長江一帶軍界勢力日益膨脹，日內若有戰事，他便是最重要的一個腳色，因此牽連老夫之處亦不少……恐怕我的政治生涯不能不復活，我實在不愿意，但全國水深火熱， 又不能坐視，奈何！”同年11月，其家書中謂：“國內近來亂事想知道了……因為百里在南邊（他實是最有力的主動者），所以我受的嫌疑很重，城里頭對于我們謠言很多……這回賣恁么大氣力（許多朋友亦被他牽在里頭）”，可知此時蔣氏正為實踐其軍閥斗爭策略而積極活動并廣泛借助多方力量。而梁彼時在政界及國民中仍具有的巨大影響力和號召力，作為蔣亦師亦友的親密伙伴，自然成為了后者極力爭取的對象。故梁氏此電稿的起草，或即有蔣在背后助力及策動的因素。
LIANG QICHAO IMPORTANT AUTOGRAPH LETTER SIGNED TO CHIANG KAI-SHEK, ZHANG ZUOLIN, ET AL. ABOUT RESISTING FOREIGN AGGRESSION
Two pages
Dated circa 1926-1927
Note: Dedicated to Chiang Kai-shek, Zhang Zuolin, Wu Peifu, Sun Chuanfang, Tang Shengzhi and Chen Mingshu.
44×30cm×2
RMB: 100,000－200,000
作者簡介：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1895年與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參加強學會，任《時務報》主筆、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清華國學門四大導師之一。于學術研究涉獵廣泛，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以史學研究成績最顯著。著有《飲冰室合集》。